张贤亮：老照片

　　张贤亮：老照片

　　我与祖父、父亲三代人的合影，是1996年访问台湾时我姑母给我的。这张照片大约摄于我十二岁在南京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1949年随她到了台湾。照片前左的中年人是我父亲。在大陆，我的家庭照片早已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一批批地暗中毁掉了。仅剩下一张我进劳改队都保存着的我父亲的单人相片，我在一篇散文中记述过：1971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农场展开的第一天早晨，对我采取“突然袭击”，要把我再次关进“土牢”的时候，我乘看守不注意，从装我全部“财产”的一个破纸箱里抽出来偷偷地揣进衬衣，然后把它塞进一条水沟的泥底了。倘若当时被搜出来，那可是一份确凿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证据，对“右派分子”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我，凭这张照片就可以立即逮捕判决的。这次从姑母那里，总算我又有了父亲的遗像。

　　1971年那天早晨，我们这些“犯人”的工作是脱土坯。不知用这个“脱”字是否对，方言音是“tuo”，动词，“脱土坯”就是把搅拌了草秸的胶状泥浆捣进木模使它成型，晒干后当做砖盖房子，那土坏房就是被称为“干打垒”的了。为了就近取材，劳动场地设在水沟边，这样，把沟底的泥捞出来拌上草秸便可以捣进模子了。多少年后，我又一次到这条小水沟边凭吊。小沟早已干涸，成了公路旁的路沟，长满丛丛杂草。指向天空的根根芦苇，抽出白色羽毛般的长穗，像一条条招魂的灵幡在风中摇曳。人的肉体被消灭了，灵魂飞散了，印有躯体模样的那张被叫做“照片”的纸，被深埋在泥土中最终也化为泥土，也许还变成了“干打垒”的一部分，也许已与我后来住的“干打垒”的土房融为一体。这么说，父亲的阴魂始终没有离开我。长久地立在路边，似乎听见周围响起某种宗教在安葬仪式中吟诵的如怨如诉的祷文：

　　泥土归泥土，魂魄归魂魄！

　　台湾的姑母翻箱倒柜地将我们祖孙三代的合影找出来给我。我曾在我选集的扉页上发表过，如今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置于我的案头。前一阵子，被称为“老照片”的旧时代的摄影作品忽然流行起来，和“重复建设”一样，不少出版社竞相重复出版，还有什么“红镜头”、“金镜头”、“黑镜头”之分。其实，有很多照片谈不上是什么“摄影作品”，不过是乡间小照相摊点照的全家福、纪念照之类的留影。但从畅销的情况看，人们仍非常喜欢这些泛黄的黑白照片。出版单位把老照片说成是“文化”，那么，我家祖孙三代的这张合影也是“文化”了。可是，“文化”又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对“文化”并不感兴趣的人或说并不是在“老照片”中寻找“文化”的人，也很喜欢“老照片”呢？我以为不管将老照片当做文化也好，或只不过借此聊以怀旧也罢，人们对老照片的兴趣，总表示了人天生有对事物刨根问底的向往；“寻根”，是任何种生物内在的本能，树木“叶落归根”的自然现象，不也衍化成了一个政治性的感召吗？人们从来没有把任何人、任何生物、事物当做突如其来的个体，从来都是将每一个人、每一个具体事物与他或它的上代结合起来观察和考察的。社会有社会的历史，人和生物，也有各自的谱系。

　　重又见到这幅“老照片”之前，我就一直对寻找自己的根感兴趣。1995年我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图书览会，抽空请我的好友、湖北作协副主席刘富道领我“寻根”。我记得小时听母亲讲过，外祖父是清末最后一任江夏县知县，她老人家1908年就出生在江夏县衙门。近九十年过去了，江夏县衙门当然不复存在，但我想房屋建筑总还留下一点遗迹吧。清末的江夏县在现在的汉口，离武汉市区还有一段路程，两人下的车来，富道陪我穿街过巷，转了半天，问了好几位老年人，都不知道清代的江夏县衙门。最后一位守杂货店的老人依稀想起旧时的县衙大约是现在的造船厂。到了“武汉第×造船厂”，工厂好像是停工或者放假，厂区没有工人，而传达室却不放我们进去。富道又着急四处找熟悉的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可是一时哪里去找？恰巧迎面来了个年轻人又是位文学爱好者，知道来了两个作家，领会了来意，蛮热情地带我们到处转。厂区里居然有座辛亥革命烈士的纪念碑，看来我们找对了，然而再没有旧时的碎砖片瓦，江水汩汩，细浪舔岸，空落的厂房聒噪着鸦鸣雀啼。这就是当年处理江夏县政务的官衙吗？机器的轰鸣，工人的喧哗，早替代了琴棋声、吟哦声和大堂上的审案声。我外祖父是在哪里读书的呢？他老人家名震一时，是清末的一位鸿儒，曾做过湖广总督的总文案，比附起来，要比现在一个省的秘书长大得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某一期的《团结报》上还刊登过他任江夏县令时倾向革命党人的“进步事迹”。书房没有了，居室更无处可寻。即使厂房，今天也悄无声息；机器锈迹斑驳，厂内白草凄迷。县吏衙役执事巡捕等等在一次大革命后做鸟兽散，厂长科长主任工人等等又面临一次的革命将重新组合调整。但当年就在这一带的什么地方诞生了一个女婴，九十年后这个女婴的儿子又来到此处，儿子也两鬓斑白了。其他所有事物已随时光消逝得无踪无影。时迁事移，一切的一切都倒塌风化消失了，只有流传了下来。

　　是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生命顽强的呢？

　　应该感谢富道仁弟，事后他写了篇短文记述陪我“寻根”的经过，登在《武汉晚报》上。不久，就接到湖北黄石我本家兄弟子侄的来信，不是我去“寻根”而是“根”寻到了我。

　　我一直认为我祖籍安徽省盱眙县，生于南京，说我是江苏南京人也可。因1958年盱眙县划归了江苏省，所以至今我在各种表格中籍贯一栏下都填写的是江苏。我记得很清楚，被毁掉的家庭照里，分明有几张我母亲和奶妈在日寇人侵南京前，携我逃到盱眙县老家拍的照片。当时我尚在襁褓之中，其他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是我老家的亲戚，大大小小总在十位以上，衣着整齐光鲜，不像是落难的人，背景是一座小山头，大概那小山是盱眙县的一个风景名胜吧，而且，照片还是自带的相机拍摄的，这么说，盱眙县老家的人光景还过得去，我家在盱眙大概还算“殷实人家”，所以我一直对盱眙县的印象很深。

　　可是，湖北黄石西塞乡亲戚来信并且寄来照片，在黄石西塞乡竟还有我曾祖父曾祖母的坟茔。从照片上看，坟茔居然完好无损。这才给我解开了我在美国时产生的一个疑问。

　　1985年我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应邀出席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中午饭后趁便参观了大学图书馆。在中文书库的工具书部，陈列汗牛充栋的各类字典、词典、索引、年表、年鉴、百科全书等等，好像有关中国的资料都被图书馆囊括了。其中还有各个历史时代出版的中国名人录，放在架上任人翻阅。我随手抽出一本民国时期编的《中国名人录》，在张姓一栏里查到我祖父的辞条，我祖父张铭，号鼎丞，就是照片中靠右的年长者。但辞条下却注明他是湖北黄石人。我知道祖父曾在湖北黄石做过官，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任大冶县县长（大冶即今天的黄石），但他并不能因此就算作湖北黄石人，是不是这部名人录搞错了？那天中午我一连翻阅了四五本不同的民国名人录，在祖父的辞条中，籍贯全注的是湖北，这么说来，我的祖籍应该是湖北了？

　　从黄石亲戚寄来的照片看，曾祖父母的坟茔坐落在山坡上，背后一片苍柏翠竹，也许是因为拍摄的角度吧，远处一株高高耸立的塔形杉树特别引人注目。从堪舆学上说，确实一处好风水。原来，曾祖父是清末长江水师的一名军官，被封为“武功将军”，谢世后即葬于黄石西塞乡。我祖父出生于曾祖任职的黄石，1977年去世，享年九十四岁。他在美国读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得到了芝加哥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两个法学学士后回国，一直在民国政府做不小的官，病故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那时我还戴着“帽子”在劳动改造，没能见最后一面。八十年代初在台湾的姑母返回大陆探亲，才遵他遗命将他的骨殖移葬到黄石西塞乡祖茔旁边。

　　肉身在世界上转来转去，起落沉浮，最终回到他（她）的出生地，“叶落归根”此言不虚。

　　接到黄石市本家兄弟来信不久，便又接到了盱眙县老家亲戚的信了，同样附有我家在盱眙县古桑乡张家庄祖茔的照片，并且还有一本家谱的复印件。家谱是宣统元年由在黄石做官的曾祖修订的，前有曾祖的题跋，开宗明义即注明我这一张姓家族是“盱眙支派”，世居“盱眙南乡古桑树张家庄”。也就是说，我曾祖尽管在黄石做官，但仍顽固地自己家门是盱眙人氏。祖父生前希望回到他的出生地，曾祖何尝不想回到盱眙县？那么为何葬在黄石？我想是因为他去世时已是民国八年了，作为前清的官员，他已无力使自己的骨殖回到他梦魂萦绕的家乡。

　　葬在盱眙县古桑乡的高祖，即曾祖的父亲，也被清朝诰封为“武德骑尉”。祖茔好像是在一块较高的开阔地上，周围的景物看不太清楚，似乎是农田又仿佛是零散的村落建筑，但地势较高而平坦。顺便说一句，与高祖合葬于吁眙县的高祖母和与曾祖合葬于黄石的曾祖母都是“皇清诰封恭人”。

　　接到两地寄来的祖茔照片，不胜唏嘘。难得的是经历了一系列动乱，更有“劈山造田”、“学大寨”等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两处祖茔居然能一直保存到今天，不能不让我顶礼浩叹“祖宗有灵”了。

　　1995年在北京参加“两会”，在会上有幸结识了在安徽天长市挂职当副市长的陈源斌，即着名小说《万家诉讼》（后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的作者。他是那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承他关心，他知道我祖父是民初的天长县县长后，回到安徽他很快给我寄来我祖父任职时所建的图书馆的照片。图书馆在当时算是西洋式建筑，规模不大却很考究，门上的匾额至今仍然悬挂着我祖父所题的隶书，简捷明了的三个字――“图书馆”，前面没有标地名。照片上还有两个读者坐在树阴下读书。来信说，这座图书馆现在仍使用着。

　　读者也许会觉得我唠唠叨叨地拉扯这些家世没多大意思，诚然，任何人都能把自己的家世扯一大堆话出来。今天我不过是想说，每当我看这些“老照片”的时候，逝去的事物总如烟如风地吹拂着我的面颊，而且周身会感到氤氲的暖意。我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的一种副作用吧。

　　祖茔和图书馆的照片不是“老照片”，但确定是古旧的事物，它们今天还耸立在那里。那应该是比“老照片”更有文化内涵的。我常想去两个家乡看看。尤其引诱我的是：黄石亲戚来电话说，我祖父当大冶县长时坐的轿子，至今还吊在他们家堂屋的梁上。去了，一则扫墓，二则也瞻仰一下遗物，在经历了乱世浩劫后，尽一个“孝子贤孙”的本分。去年，恰逢长江流域闹洪灾，我带了些钱和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采访团一齐去湖南，本想顺道到湖北黄石西塞乡，但看到湖南安乡县灾区的困难，一下子把两万块钱都给了安乡的一所残疾小学，致使囊空如洗。不过我想，若果真“祖宗有灵”的活，祖宗还是会谅解我此举不负先人所望的。

　　由于祖孙三代的合影放在案头，时常见到，不由得不想到同一血统、同一谱系的生物人，除了外形相似之外，内在的灵魂是否会有某种传承。佛教称为“阿赖耶识”的，是不是在生物学科学上就是种子的特定的“质”？灵魂如果也是一种带“质”的“物”，每一个灵魂个体就应是具有特定的“质”的，那么它也应该能与其他会遗传的生物分子譬如基因等等遗传给后代。灵魂不灭的形式，就是依附着一代代肉身的繁殖而传承下来。神灵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早期的人类，对繁衍后代的关心（生殖崇拜），可能很大程度并不在于财产的继承，也不在于部族家族祠堂所谓的香火的延续，因为那时还没有私有财产制度，更没有出现包含宗族家族的奴隶制文化，远古时人们主要想的，就是使个体灵魂得到永生，即我们现在赠给死者的词：“永垂不朽”。

　　于是，我想，人不可能没有宗教情结。唯心主义干脆就公开宣称这样那样的宗教了；唯物主义以反对各种宗教自居，但最终也可能变相地成为这样那样的宗教。号称唯物主义者的理性知识如转为崇拜与信仰，其失去理智的狂热程度，比唯心主义的宗教狂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已由一连串历史事实证明，不用再遮遮掩掩地否认的。所幸的是，历史命定的循环反复，好像逐渐使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两大哲学派别有“合二而一”的可能性，或者换种说法，是人们逐渐摆脱了机械唯物论的统治，开始承认唯心中有唯物的因素或唯物中有唯心的因素了。人类已经制造了一种仪器将它送上太空，寻找一种叫“反物质”的东西，其意义在哲学上将会引起不可估量的影响。再譬如，人们通过先进的科学仪器也已发现，人在临死亡那一刹那，躯体竟会猛然减轻少许重量。那么，失去的究竟是什么？躯体所有物质的部分都处于精密仪器的严密监视下，证明物质部分包括最后的那一口气体，并没有丝毫减少，而生死之间竟然会有一种有分量的东西逸出躯体！于是，令人不能不怀疑到虚无飘渺的灵魂真的是具有“质”的某种“物”了。

　　我想，从人们喜欢“老照片”这种心情看，我们所谓的“文化”，说到底，大约应该是对灵魂的终极关怀吧。

　　张贤亮：我失去了我的报晓鸡

　　“五一黄金周”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上海许多“老建筑”在节假日免费向市民开放。电视画面上那些“老建筑”前排起长队，游人络绎不绝；报道说市民们兴趣盎然，纷纷表示希望今后延长免费参观时间，而物业管理者又出面说明，为了营业需要，很抱歉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云云。而我实在对这些兴趣不大，即使那些是我儿时经常出入的地方，有可缅怀的往事。今天进出那些“老建筑”居然要买票，是我儿时绝对想不到的。每当我在西北黄土高原回忆儿时的上海，只是一首歌曲，歌词的开始竟是“粪车”！

　　就是这“粪车”令我惊讶，印象之深，至今念念不忘。我六岁以前，已经在重庆乡下受过两年私塾教育，启蒙就开讲《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那是《古文观止》的第一篇。牙牙学语、结结巴巴地念着“之乎也者矣焉哉”，读其音而不知其义。囫囵吞了一半，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将我送进正规小学。一年级的课文是“来来来，大家都来上学堂”之类，从头到尾所有的字我早已认得了。看见同学们摇头晃脑如先生描写的“放开喉咙”“人声鼎沸”地念我认得的字，颇有一种优越感，于是就找课外书来读。家中除箧藏的线装书，还有很多“闲书”，都是大人随手买的小说诗集。那些闲书启发了我幼稚的想象力，让我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茨威格笔下赌徒苍白而纤长的手指，常在我眼前神经质地颤动；我也能听见《战争与和平》中小姐们的裙裾作响；我记得那时就看过今天仍很畅销的《飘》，还有一本现在再也找不着的题为《琥珀》的英国小说，“非典”时期我曾想起它，那里面有十七世纪欧洲闹“黑死病”的可怕场面；当然还有基督山伯爵的快意恩仇和三剑客的潇洒。书里的字虽是印在薄薄的劣质黄草纸上，纸面凹凸不平，出扎手的稻草秸杆，但一个一个字似乎都经过了过滤，没有一丝污秽，字字遗世独立，洁净挺拔。那种字堆砌成的人物，你不可能想象跟你一样也会吃喝拉撒的。而到了上海，听到了这首歌曲，一下子把文学拉到我身边，或说是开拓了我的文学视野：“粪车”居然可以入诗，并且在歌中让人感到那么活泼有趣而且亲切。这首歌的曲调我还能哼得出来。它是这样唱的：

　　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妙不可言！我们举家“逃难”到重庆后，日本人还不放过“大后方”，天天有飞机来轰炸，那时叫做“躲警报”，全家又搬到重庆南岸的乡下。现在，重庆南岸已是一片繁华，尤其在夜晚，灯红酒绿，临江倒影，有“小香港”之称。

　　而在抗日战争时期，那里却是典型的村野风光，小学校也没有，所以我才上了私塾。重庆乡下一年四季都有绿色的植被覆盖，这个季节在这里，另个季节在那里，变换腾挪，多姿多彩。绿的庄稼菜蔬清新可人，褐色的泥土给人一种扎实的温暖。傍晚和清晨，炊烟四起，皂荚树结的皂荚，重庆人叫它“皂角”，当肥皂用来洗涤衣裳。那必须在一溪清流旁边，把灰黑色的皂角涂抹在衣裳上，拿根木棒将衣裳翻过来掉过去反复捶打，污垢便随水而去了。“秋夜捣衣声，飞度长门城”；“今夕秦天一雁来，梧桐坠叶捣衣催”，古人吟咏的“捣衣”，便是这种场景。杜甫也有“万户捣衣声”的，但那集体的行动声势太浩大，应该是一个女子在一流小溪边“捣衣”，回荡于两岸之间呼呼的捣衣声，才有孤寂悠远的意境。除了“捣衣声”，乡间还有的就是鸡鸣了。“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是脍炙人口的楹联，更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及“鸡鸣戒旦”的雄豪。不论“风雨如晦”或是晴朗无云，在东方破晓之前，报晓鸡总会像现在的闹钟一样定时啼叫起来。报晓鸡是农家不可或缺的宠物，它就是家庭的发号施令者。不论家贫家富，各家的报晓鸡一律戴着彤红的高冠，披着绚丽斑斓的羽毛昂首阔步，每时每刻巡视它的领地，俨然是一家之主。在没有被《半夜鸡叫》这篇课文污染之前，报晓鸡在我心目中总是神圣庄严的。上小学后，因为路远必须早起，每天清晨都是它们将我从睡梦中唤醒。高亢的鸡鸣或近或远，或长或短，此起彼伏地四处响起。可以想象到它们伸长脖子，高昂着头，竭尽全力尽职尽责的英姿。我会赖在床上聆听它们的啼声，仿佛是梦的延续。自古以来，捣衣声和报晓鸡便是“户”与“家”的象征，是远行游子中的骚人墨客思乡的承载与寄托。听见这种声音，人便会荡气回肠，想蜕变成蛹蜷缩在里面。乡音不止是指人们的口语方言与曲调，还应包括故乡的一切声音才对。有捣衣声，有报晓鸡，有鸣禽及狗吠，有牛们的哞哞，有羊们的咩咩，有微风吹过豆棚瓜架，等等等等。

　　但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所有的乡音在耳边全消失了。我家的老宅因日本人糟踏需要修缮，一度我寄住在亲戚家的弄堂房子，充分体会到“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的贴切。每天清晨，“粪车”便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进驻每条弄堂。不只整部车子从轮到顶都咯吱作响，并且还要喊。那也是命令式的，号召各家各户把马桶拎出来。其实，乡间的捣衣声有的还是比较沉闷的，在溪水的潺潺声中流露出捣衣人的哀愁和困顿，闻之令人同情。而倒马桶及刷马桶的声响是一种职业性的操作，竹篾在马桶里的涮刷与拍击，既清脆又响亮，娴熟的手法如行云流水一般。加上不论贫富贵贱都要听其指挥，闻之令人肃然起敬。然后，城市才敢于鼓噪，各种噪声好似听见粪车的发令腾空而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这个句子浓缩了市井的一切喧嚣；“卖菜”“卖米”是所有市场交易的起点，世界各大股票市场的股票包括纳斯达克股和概念股都要以此为基准。而从皇帝大臣国家首脑到流氓乞丐无家可归者都要吃饭，要吃饭就会拉屎撒尿；有人卖米卖菜就必须有人来处理饭菜转化的排泄物。这是城市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更是一个城市最基本的条件。

　　那时，只有这些“老建筑”里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卫生间”，有抽水马桶和浴缸，上海人叫“冲浴盆”或“汰浴缸”，还有“司门汀”即暖气。若干年后，我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参观了他们的城市史展览，才知道这两个我们今天看来是现代都市典范的城市，在二十世纪前期竟然不比当时的上海进步，或许还稍稍落后一点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斯德哥尔摩市民还养猪，整座城市就像我们今天的“城乡结合部”；巴黎则是直到二战结束后，“卫生间”才开始普及，二战前普通巴黎人也是要上公厕的。这有雷马克的《凯旋门》为证，拉维克医生住的是“国际饭店”，卫生间却要自己掏钱装备。再远些时就更不用说了，着名的凡尔赛宫里压根儿没有厕所。只有国王的起居室旁有个小间，当厕所用。排泄物掉在下面的一堆羽毛上，羽毛便会轻轻飘浮起将国王尊贵的粪便盖住。至于王公贵妇们，可以随意在花园里大小便，所以凡尔赛宫中的花木修剪的都高于人的腰部，到处都可作为人们下半部的屏障。

　　周游了西方列国，我才知道西方人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跑到上海，并不完全像我们早先被教导的那样是专门抢夺、专门剥削来的。当然，“剥削”还是会“剥削”的，但同时他们也把他们国家当时最文明的东西移植了过来。上海是他们的新天地，虽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毕竟还是“乐园”。他们在上海搞的东西包括建筑在内，全部是他们国家当时的尖端，在他们本国也算是精品。不会因为这仅仅是块具有不确定的临时性的殖民地而胡乱凑合，弄些“假冒伪劣”来搞“豆腐渣工程”。因此，上海才能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

　　我说这句歌词贴切精确，就在于尽管当年上海市一边有高楼大厦，有现在被称为“老建筑”的西方国家的各式各样的洋房，有电灯电话和有轨电车四处乱跑，外表非常现代化，但骨子里并没有真正转型，还需人力粪车来处理粪便，原始的粪车还承担着城市非常重要的职能。而各家各户拎回马桶，即使主人穿的是西服旗袍，油头粉面，香风四溢，都必须在一天之内忍受自己及家人的排泄物薰莸，如《左传》中说的，“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也。

　　想呼吸一口清新空气，对不起，得等第二天的头班粪车。亏这位作者想得出来，他一定有不受时空转换而迷惘的高屋建瓴的视野，才能找到这种独特的视角，一下子把握住上海的城市特点。而且，这位可敬的作词家肯定也是刚从农村踏入城市的，“农转非”不久，不然，他决不会把报晓鸡与粪车联系在一起，比喻如此生动准确。

　　报晓鸡和报晓鸡的替代物“粪车”，在很多年中也是我思念往事的寄托和承载。离开上海，再没有听到过粪车的声响了。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移民”到黄河岸边务农以后，又能听见久违了的报晓鸡鸣啼。特别是在我中了“阳谋”被劳改期间，劳改队周围农村的家鸡们不用“周扒皮”去捣，早于劳改队长的哨声就嘶叫起来，那真是“声如裂帛”，清厉而严峻。戴帽发配，荒村野屋，晨鸡早啼，霜冻气冽，冷炕孤灯，披被而起，茫然四顾，褴褛萧条，惶惶然不知今夕何夕，今日何日，重庆上海，捣衣粪车，如烟岁月，恍同隔世，常常不禁涌起彻骨的凄怆感。

　　现在，粪车绝迹了，“老建筑”却吃香了，这个世界真像上海人说的会“捣浆糊”。我到上海再听不见粪车的报晓，每次都怅然若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平反后第一次回上海时，曾到我家老宅去“寻根”。本来也应算是“老建筑”的法式洋房，早被改造成一所小学，花园成了水泥操场，建筑物从里到外都“灵魂深处闹革命”了，不但面目全非，并且显出一股失于维修打理的破败之象，后来到上海我再也不堪回首。上海朋友曾邀请我去一些“老建筑”吃饭喝咖啡，有几次我还在里面入住，也是物在情非。建筑虽还是那座建筑，但细节和感觉却不复当年，一踏上化纤地毯就令人扫兴。因为这种“老建筑”不只外观要给人以某种独特感，内部装修和陈设都要与其配套。每一座建筑物都和人一样，有自己的层次与个性，而化纤地毯马上降低了它的层次，破坏了它的个性。原先在里面居住活动的人，虽不能说都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公主，睡在七层床垫上还能感到床板上有颗豌豆，但至少隔着鞋袜能感觉出混纺与纯毛的不同。细腻的感觉是文明的一个重要内涵，文明不能光剩下一个空壳。

　　今天，我们终()于懂得“革命”并不会增加社会财富，“剥夺剥削者”不过是通过暴力手段将财富的所有权转移，社会财富不会因“革命”增值。而恰恰是暴力革命者不珍惜爱护到手的财富，从项羽到洪秀全都把烧房毁书当作“推翻旧世界”。从历史上看，被革命者、被剥夺者却圾少在仓皇出逃时把自己的房子一把火烧掉，或许他们还幻想“变天”吧。但是，雨果的《九三年》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贵族从革命者手里已经骑上马逃跑，回头一望，被愤怒的造反者点着火的谷仓里有个农民的小孩在挣扎，竟又返身回去救孩子再次被捕。这说明，有的贵族虽然失去了财富，但不会失去贵族的气度。其实，至少有部分“老建筑”是因贵族、被剥夺者、被革命者具有一定的文明气度才得以保存的。所以，每当我到上海进入这些“老建筑”，我会想当年究竟是谁建造的，是谁住在里面的？住在这样的建筑里，久而久之，是否不自觉地会被熏陶出一种雅量与气度呢？以暴力剥夺别人财富的革命者固然可敬，眼看着自己财富被别人剥夺而不加以毁坏的人也值得赞赏，因为有这样贵族气质的人，人类文明才得以传承下来。

　　只是，如今我再也找不到我的报晓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