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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荒芜英雄路

ID:62118

时间:202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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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

  传奇的阿勒泰山脉终于摆在我两眼之前了。比起天山也许确实多少有一些舒缓,但依然是雨坡松林黑郁,阳坡绿草明媚。

  对于新疆来说,这是偏僻的死角,然而我却清楚它应当是通路。幸亏蛀书的研究所生涯没能泯尽我的想象,我一直在心中揣摸那路在哪里。

  看了阿勒泰郊外的白桦林,没有想象的雪白。小城当心也有一座树林,清澈的白浪翻卷的河上,有一座圆木桥。背后是闭塞的丘陵大山,积雪还斑驳可辨,但已经划不出雪线了。然而从蒙古高原到中亚细亚,我偏执地相信该有一条路线。你不该闭塞着遮住小城,只显给我一些白桦林清河水。我说的是路,是具体的“路”,而不仅是路线——那时我顽固地想。

  路应当就埋在阿勒泰的这重重山间。

  石堆墓如链在左面隐现。 草地荒漠化后,5月的芨芨草已经快啃光了。广阔的视野中有褐色的和铁色的秃山,使人难以想象这里居然就是阿勒泰的着名领土。

  过北屯时,有一蠢肥的女人上车,活像西陲蝴蝶迷。粗俗无耻至极,对司机怒吼“坐你大腿上”。小屯、小聚落,中国人才造得出来的呆若木鸡的红砖平房不时推出,刺人眼膜的红色长条中走出几个流氓相的小伙,楞楞地盯着汽车看。这种戈壁荒地的住民居然活得健壮,在干旱得连岩石都龟裂的荒裸山脚迎送无聊人生,每天最大的事情是——看几辆过往的汽车。

  然而那条道路应该在此。

  我怀着的,是非常不合历史学者习惯的一种偏执。为什么呢?

  就应当在这里。既然英雄时代的蒙古人以这里为通道,走向了广阔的中西亚,那么路就一定应当埋藏在这里。而且,我还判定这里应当有大量蒙古后裔。尽管我初次走向阿勒泰边缘,但我相信主观的感觉,我相信我只要见到蒙古人就能挖掘出那条道路。

  到了青河县。如我判断,“青河”二字是蒙语“青格勒”的音译和意译。我兴奋地打断介绍,要求找几个当地蒙古人座谈。第一个见到的是县武装部长Dika,土尔扈特部蒙族军人,我开门见山动员他说:咱们要找到成吉思汗走过的那条路,不能让那条路埋在这里!

  Dika激动了。

  他取出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 用一根粗指头指着上面的等高线: “这里,在hara-balaqik-tu,有路。”他说的是蒙语。

  ***

  接连几天我同本地全部老辈蒙古人谈着,唱着,喝着。青河县境的蒙古后裔是乌梁海人,讲一种远不如伊犁的厄鲁特方言那么和谐有致的难懂方言。但我们不用汉语。那时用汉语会出现泄密和玷污的语感。有一个老太婆反复问道:能唱么?能唱阿睦尔撒纳么?真的唱了阿睦尔撒纳也没关系么?

  于是,反叛的英雄颂就唱起来了。

  阿睦尔撤纳是北京的蒙古史界再三表态与之划清界限的叛乱首领。

  正在忙着蒙古史硕士生论文的我,当时听着瘦骨嶙峋的老太婆醉酒高歌,倾诉着对阿睦尔撒纳的崇拜时,浑身每个毛孔都流动着“入伙”的快感。不知为什么快活得鼻子呛酸,觉得自己体内的邪恶在古怪地排泄。而那歌声比内蒙撕扯得更凶急,我心中学来不久的史学诸原则在醺醉中哗哗响着崩垮塌落。听着阿睦尔撒纳的赞歌,手足舞蹈在一伙陌生的乌梁海人中间,有一刹我觉得昏昏然放松了。算了,为什么非要考古寻觅,那条古代通路比起这首叛歌又有多大意义呢?

  但是,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感情可不像汉族人对他们领袖那样实用主义。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爱是绝对的。所以,既然我断言这里应该有一条让成吉思汗40匹挽马抱着的宫帐大车(ordo teregen)走过的古路,那么乌梁海部就一定要把它找出来。事情一定要;我是否有斗志已经无关紧要。

  ***

  方向是青河县东风公社,中蒙边界。但是没有车。枯坐在招待所里,干等。

  我们住一个套间。后来来了一些当今最有权势的财政局或物资局的人,背信弃义的招待所就把他们安排进了我们里间,使我们当夜就变成了他们的值夜护兵。气愤得我每天往他们屋里吐痰,扔脏纸(当然趁他们外出时)。一直到Bata来的那个下午才结束儿童抗议战争,继续正业。

  Bata是博州出身的察哈尔蒙古人,武装部干事,天天盼调到博州温泉县去。他扬言若到了温泉,就是“他妈的一等干事”;若不让他调,他就怠工。Bata闯进屋子,吓得我停住了对里屋的骚扰战。他大吼道:出发!有车了!出发!

  ***

  走向大名鼎鼎的东风公社边界,途中依然满目疮痍。走向哈尔嘎特山沟的两岸,处处是一种青红色的灼烫砂块。不见畜群,不知夏营地在哪里。沿途星点不均地看见一些乌孙时代的链式墓,还有一处突厥石人墓——这也暗示着古代蒙古高原与中亚的交流。边境线静悄悄,连风都压低嗓音似吹似听。古怪地突然想到北京的长安大街,若是那条路也变成这般荒凉,该是多有意思呢。

  在乱石丛生的山坡上颠簸着,吉普车像坦克在斗勇争狠。石头在枯柴篷篷中倔强地挡着,地势在蛮荒之中升高了。

  车猛地刹住了。

  Bata回头对我说:“喏,就是这儿。”

  我揉揉眼睛,茫然不知所措。我在死寂的石头堆里走了几步,疲懒得想躺下睡一会儿。青白的烫人阳光高高充斥,那些石堆上的苔藓都是焦枯的。

  我揉着酸痛的眼睛,费劲地踩着怪石走了几步。地势升高,右手出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突然看见了一条痕迹,有一个形状突然出现了:峥嵘的怪石整齐地排成10米宽的一条宽带,朝着哈尔嘎特左手的山顶伸去。青草枯干地刺出石缝,荆棘刺网般缠绕着这条尖石带。路,清清楚楚地静悄悄停在山坡上。

  我不能理解。我惊慌地环顾四野,天地之间一片死寂。

  静得像是一切都被抽空了。没有气流,没有地热,荆棘般的芨芨草像插在石缝里的锈箭。顶着凝住的阳光登高一些,巨石垒筑的大道像一条死去万年的死蛇,白白地反射着一种青绿的白光。我的脑子在一瞬间便计算了、归纳了、整理了、判断了,我在寂静中只用了一瞬就判断完毕。只是我古怪地被施了妖术,我觉得死亡般的荒芜正疾疾地蔓延上我的心,我觉得恐怖的白昼缄默正悄悄地封死着我的喉咙。

  “Bata, tele jam muna”,我艰难地对那个察哈尔军人说。说出口我就觉得嗓子被重重地堵塞了,心头也猛然沉沉地坠下来。

  Bata向其他人转译说:是那条路。他还亢奋地补充:是成吉思汗本人的路,已经肯定了!已经决定了!成吉思汗本人的路!嘿,干得好哇兄弟!

  独自一条嗓子在空旷里倏然逝去了。

  其实我没有多少依据。唯一依据是路宽10余米,以石方垫起了凹陷。在青河迤逦的草原上,这种道路无疑是为了车。而恰巧成吉思汗的宫帐大车又见于史料,所以——我解释着。愈讲朋友们越兴奋,而我自己却愈讲愈茫然。

  全部洞悉一切的是阿勒泰。它沉默不给我一言相助。但我知道它支持我的感觉。

  是这样。完全是因为感觉,使我嗅到了这条湮灭的英雄路。

  哈萨克司机Toral把吉普开成了坦克。车在尖牙怪石上蹦着,我们吵嚷着追着,把石头搬着填给车轮。吉普车奇迹般在陡坡上蠕动了,离开荒凉的哈尔嘎特,向对面的夏牧场攀登。

  我告诉Toral, 从成吉思汗以后,这是第一辆上了这条路的车。大家哄笑着,马上叫他Toral汗。

  黄昏时分,降到了美丽的夏牧场,地名也是蒙语:

  Hara-Barqiktu, 黑泥巴。肥美的绿草无声地涌着,五畜归牧,毡房上的炊烟浓浓。远方有些骑手的影子在疾忽地闪着,像在捕一匹马子。浴着最后一抹金晖的山坡上,两条狗终于舒服得禁不住伸伸懒腰,然后打着滚滑下坡来。女人们悄然游来游去,孩子们默默地盯着凝视。沉甸甸的蓝黑降下来,溶进苍茫的夕照。一位哈萨克老者恭敬地把手抚住胸,好像朝我们问了好。他背后有一道蓝醉的溪水,静静地碎成斑斓的紫缎色。

  同样的宁寂啊,我想。

  就这么静静地, 我仿佛眼睁睁看见一切都在沉入暮色。无论是7个世纪以前那壮举般的行军,无论是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或阿睦尔撒纳,无论是石砌的草原大道还是几千年星星点点遗下的各式古墓:一切在这片黑泥巴上都黯淡地沉灭了。山影灰了,树林淡了,毡包模糊了,炊烟终于和天地溶成一色,轻轻拥推着这异界般的夏牧场吐出一个久久的喘息。

  野望消沉了,堕入仿佛情欲般的夏夜草原的游魂般的呼吸之中。

  Bata从毡帐里出来,唤我快些进去。哈萨克人迎宾的礼性,还有煮熟的羊肉已经准备就绪了。

  ***

  那条古道应当备忘如下:

  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座叫做乌兰大坂(Ulan Daban)的山口,自34号界碑进入阿勒泰。 于克勒干敖包东侧南下,绕边、中、花3个海子;与自35号界碑入境的另一条古路于卡增大坂(Kazen Daban) 以东汇合。汇合后的大道遇滩消失,遇山修起,陡谷石筑,通向山外的哈尔嘎特大通道。

  然后, 再汇合(或并行) 自中蒙国界67号界碑处Baka-ebi至盐湖、再至Ike-ebi的大道,南下准噶尔将军戈壁,直指木垒或吉木萨尔一线的古路。

  《长春真人西游记》载:“二红山当路。又三十里成卤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问了牧人们,Baka和Ike(小、大)两座山都是红色。中有Dabsu,蒙语盐池。醉酒高歌的老妇人念念不绝地叨叨着乌兰大坂,显然那是自蒙古高原进入中亚的最大咽喉,可惜我不可能越境去查人家的领土。

  写上这几行文牍是为了备忘么?也许只有我知道它的“史学”价值。在日本时谈到这次调查,见到过许多羡慕和怂恿的眼光。好像我也曾经打算过再深钻一下,搞一篇海内外扬名的论文。从青河武装部Dika部长那儿我已经抄了万分之一图的图号,难道我不曾准备让这条死路在学术上再活跃一番么?

  黑泥巴(用蒙语写成“哈拉·巴勒其嘎特”就优雅了)草原皓月当空。脚旁蒙古的山和境内这边的山都苍茫无依。说不清为什么草地漾动般悄悄在动,山影林影都在忍受着高海拔的清冷。我披衣出外,肩肘间涌着清白的雾。心中被冻了一怔,接着就充满了冰冽的凉意。

  ***

  老主人也披衣出来了,我猜他是担心狗会咬我。我在月光下望着他,只觉得他漆黑得像一个阴界的魂。我想问候或搭讪几句,但是我没有几句哈语。我沉默着,他也默默等着我。我想出了一句:

  “Jakse Jaylaw,”好夏牧场;我听见自己的嗓音像一声塑料人的响声。

  “Jaylaw Jakse,”他赞同地答。夏牧场好,接着他突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都陷入了无言。

  不,我永远也不会去搞那篇什么论文了。仅仅在这篇散文中留一条线索,让哪位偶然翻翻文学作品的学者去青河考察吧。或者去巴音乌里盖——蒙古人民共和国拥有着那座乌兰大坂的省份去考察吧,他们会发现整整一条成吉思汗的石筑大道。

  英雄的时代结束了。

  我只独自一人默默悼念英雄。我不干那种事情——当年英雄帐下几十万战士没有一个人屑于于那种事情,

  英雄的道路如今荒芜了。无论是在散发着恶臭的蝴蝶迷们的路边小聚落点,还是在满目灼伤铁黑千里的青格勒河,哪怕在而美丽的黑泥巴草原的夏夜里,如今你不可能仿效,如今你我不到大时代的那些骄子的踪迹了。

  老人探询地望着我,欠着身躯。

  我抱歉地道着()谢,迈回了毡房木门。

  真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重访阿勒泰。我也没有搞那个“科学研究”;因为我一翻开就觉得有一种嚼英雄粪便的感觉。我只是永远地怀念着阿勒泰大山,我清晰地看见有一条雄壮的大河般的道路,山间谷底奔腾蜿蜒。没有人知道它,只有我和那些牧人想着它。

  1988·7

  张承志:路口

  一

  今年又一次去了绍兴。该看的上一次早已看过,若有所思的心里有些寂寞。城市正在粉刷装修;拆掉刚盖好的大楼,改成黑白的绍兴色。可能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吧,这一回头顶着万里晴空,总觉景色不合书里的气氛。在鲁迅故居门口,车水马龙根本不理睬远路的游客;滔滔河水般的群众之流,擦着制作的假乌篷船一涌而过。我犹豫着,最后决定不再买票进去。

  与其说是来再一次瞻仰遗迹,不如说是来复习上一次的功课。那一次在冬雨中,我们走过了一条条街道,处处辨认着遗迹和背景。那几年我潜心南方的游学,事先读足了记载,到实地再加上草图笔记。我辨认着,小街拐角座落的秋瑾的家,青苔沾湿的青藤书屋,还有山阴道、会稽山、古史传说的夏禹陵。蒙蒙冷雨中的修学令人愉快,追想着那些日子,盼着再重复它一次。

  虽然我明白这是一处危机潜伏之地。渐渐地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个民族不会容忍异类。哪怕再等上三十年五十年,对鲁迅的大毁大谤势必到来。鲁迅自己是预感到了这前景的,为了规避,他早就明言宁愿速朽。但是,毕竟在小时代也发生了尖锐的对峙,人们都被迫迎对众多问题。当人们四顾先哲,发现他们大都暧昧时,就纷纷转回鲁迅寻求解释。我也一样,为着私人的需要,寻觅到了这里。

  反省着对他的失言与败笔,我常自戒不该妄谈鲁迅。无奈乏于参照,于是又令人生厌地转回这里。我已经难改习癖,别人更百无忌惮。那么多的人都在议论鲁迅,那么多的人都以鲁迅为饭碗,那么多的人都自称鲁迅的知音--这种现象,一定使他本人觉得晦气透了。

  不知到了毁谤的时代,一切会怎么样。

  同伴是本地人,对是否进去参观无所谓。我也觉得要看的都看过了,门票要四十元呢,或者就不进去了吧。路口上,车声轰轰人声鼎沸,不由你过分地斟酌徘徊。于是胡乱决定离开,心里一阵滋味索然。

  就这样,这一次在绍兴过鲁门而未进。虽然脚又踩过这块潮湿土地,端详过秋瑾的遗墨、进入了徐锡麟的卧室,我没有迈过那个路口。我想保护初访的印象。冬雨的那一次我夹在一群小学生里一拥进了三味书屋,后来就亲身站到了百草园。那时的感觉非常新鲜,自己的小学生时代、以及自己孩子的小学生时代一霎间都复活了。那不是来瞻仰伟人的故居,而是回到自己的孩提时代。一股那么亲近的冲动,曾在人流拥挤中幼稚地浮现。

  从鲁迅家的大门口迈步,左右转两个弯,隔一两条小街,原来三百步之内,就是秋瑾的家。

  初次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心中不由一惊。他们住得这么近!……果然还是要到现地,才能获得感受。我不住地遐想。彼此全然不相识是不可能的,即便没有借盐讨火做过亲密邻里,也会由于留学一国彼此熟识。若再是朋友,就简直是携手东渡了。

  后来去了徐锡麟的东埔镇。冬月来时,以为东埔路远不易到达,这一回才知东埔镇就在眼前,公路水路都不消一阵功夫。这么说,我寻思着,烈士徐锡麟的家乡就在咫尺--这几个人,不但是同乡,而且是同期的留日同学。

  站在路口上,我抑制着心里的吃惊,捉摸着这里的线索。

  一切的起源,或许就在这里?

  二

  一九〇五年是秋瑾留学日本的次年,其时鲁迅做为她的先辈,已在日本滞留了两年。不知他们是否做好了思想准备,国家兴亡与个人荣辱的大幕就在这一年猝然揭开,并与他们的每一个人遭遇。

  一件大事是日本政府与清朝勾结,为限制留学生反清政治活动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应该注意,取缔一语在日语中主要意为“管束、管理”)。此事引起轩然大波,秋瑾的表现最为激烈。

  诸多论着都没有涉及当时留学生的反应详情;但参照(比如八十年代末以来)留洋国人的多彩面孔,我想当时的诸多精英一定也是形形色色。冷眼看着中国留学生的样相,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嘲笑中国人“放纵卑劣,团结薄弱”。湖南藉留学生陈天华不能忍受,他以性命反驳蔑视,投海自杀。

  与他们气质最近的日本作家高桥和巳,对此事的叙述如下:

  陈天华的抗议自杀,最富象征地表现了投影于政治中众多之死的、文化传统与传统心情的方式。

  一九〇九年,日本的文部省公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不用说,这是应清朝的要请,限制留学生革命活动的东西。当时,《朝日新闻》侮蔑地批评那些反对《取缔规则》、进行同盟罢课的中国留学生,说他们“出于清国人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其团结也颇为薄弱”。陈天华痛愤于此,写下了绝命书,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杀。

  他在《绝命书》中说,中国受列强之侮,因为中国自身有灭亡之理。某者之灭,乃自己欲灭。只是中国之灭亡若最少需时十年的话,则与其死于十年之后,不如死于今日。若如此能促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以养实力,则国家兴隆亦未可知,中国不灭亦未可知。

  他区别了缘于功名心和责任感的革命运动,要求提高发自责任感的革命家道德。

  (《暗杀者的哲学》,《孤立无援的思想》所收,页一九三至一九四)

  每读这一段故事我总觉得惊心动魄,也许是由于自己也有过日本经历。陈天华感受过的歧视和选择,尽管程度远不相同--后来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国学生重复地体验过。只是一个世纪过去到了这个时代,陈天华式的烈性无影可寻了。在一种透明的、巨大的挤压之下,海外中国人的感情、公论、更不用说行动,日复一日地让位给了一种难言的暧昧。陈天华的孤魂不能想像:男性在逢迎和辩白之间狡猾观察、女人在顺从和自欺之间半推半就。

  陈天华已经死了,活着的还在争论。在侃侃而谈中学人们照例分裂;有的是学成救国派,有的是归国革命派,我想更多的一定是察颜观色派。身为女性言行却最为“极端”的秋瑾那时简直如一个“恐怖主义者”,面对纠缠不休的同学,她居然拔刀击案,怒喝满座的先辈道:“谁敢投降满虏,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而在场者中间就有鲁迅。

  显然秋瑾不曾以鲁迅为同志。或许她觉得这位离群索居的同乡太少血性,或者他们之间已经有过龃龉。大概鲁迅不至于落得使秋瑾蔑视的地步?在秋瑾的里,找不到她对这位邻居的一语一字。

  我更想弄清当时鲁迅的态度和言论。但是诸书语焉不详,本人更欲言又止。渐渐地我开始猜测,虽然不一定有过争吵和对垒,大约鲁迅与同乡的秋瑾徐锡麟有过取道的分歧。或许鲁迅曾经对这位男装女子不以为然;她太狂烈,热衷政治,出言失度。鲁迅大概觉得她不能成事,也不是同道。鲁迅大概更嗅到了一种革命的不祥,企图暗自挣扎出来,独立于这一片革命的喧嚣。

  留学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复杂的事。留日体验给于人的心理烙印,有时会终一生而不愈。

  敏感的鲁迅未必没有感受到陈天华的受辱和愤怒,但是他没有如陈天华的行动。或许正是陈天华事件促使鲁迅加快选定了回避政治、文学疗众的道路。

  他的意识里,说不定藏着一丝与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念头。但是时不人待,谁知邻居女儿居然演出了那样凄烈的惨剧,而他自己,却只扮演了一个“看杀”的角色!

  逐渐地,我心里浮现出了一个影子。

  它潜随着先生的一生,暗注着先生的文字。我想诸多的研究,没有足够考虑鲁迅留日十年酿就的苦涩心理。称作差别的歧视,看杀同乡的自责,从此在心底开始了浸蚀和齿咬。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变做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

  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

  三

  隔开了百年之后,寻觅鲁迅如同盲人摸象。

  但仍然还有思路可循,这思路是被作品中的处处伏笔多次提示了的。研究鲁迅的事不能用顾颉刚的方法,但是一样需要考据。

  它不像考据山阴大禹陵;那种事缺乏基本的根据,谁也很难真能弄得清楚。鲁迅的事情与我们干系重大,它不是一家之说壶中学术。流血的同学和鲁迅几位一体,身系着民族的精神。从一九〇三年鲁迅留学日本开始计算,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 一九〇七年徐锡麟和秋瑾死难的世纪忌日,也正在步步临近。应该梳理脉络,更应该依据履历。这履历中,有刻意而为的--他的做法,他的伏笔。

  站在绍兴的路口,眺望着鲁迅纪念馆和鲁迅故居,还有出没着正人君子的“咸亨酒店”,我感到了作品的明示,和刻意的作伪。

  在经历了陈天华、徐锡麟、秋瑾的刺激以后,或者说在使自己的心涂染了哀伤自责的底色以后,后日直至他辞世的所谓鲁迅的一生,就像恐怖分子眉间尺的头和怨敌在沸水里追逐一样--他与这个日本纠缠撕咬,不能分离。

  那以后的历史可能是简单的:三一八,九一八。三一八在北京的执政府门前再现了绍兴的轩亭口,他绝不能再一次看杀学生的流血。九一八使那个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变成了身边的炮火,使他再也不能走“纯粹的文学”道路。

  不是每一天都值得如陈天华那样一死,但是每一天都可以如陈天华那样去表现人格。回顾他归国后的生涯,特别是三一八和九一八之后,显然他竭尽了全力。他不能自娱于风骚笔墨中日掌故,如今日大受赏味的周作人。他不知道--苟活者的,是否能回报殉死者的呼唤。想着陈天华和徐锡麟以及秋瑾,我感到,他无法挣脱一种类近羞愧的心情。

  在中国,凡标榜中庸宣言闲趣的,大都是取媚强权助纣为虐的人。同样,凡标榜“纯粹文学”的,尽是气质粗俗的人。

  鲁迅与他们不同;他做不到狡猾其艺术、中庸其姿态--而无视青年的鲜血,回避民族的大义。但正是他曾严肃地拒绝激进,选择了一介知识分子的文学疗众道路。但是江山不幸,文学是彷徨之路,鲁迅一直挣扎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三一八,九一八,他不能不纠缠于这两个结;他的交友立论横眉悦目,都围绕着这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挣不断地系在一根留日的线上。

  时间如一个不义的在场者,它洗刷真实催人遗忘。邻居的女儿居然那么凄烈地死了,他反刍着秋瑾逆耳的高声,一生未释重负。鲁迅不能容忍自己在场之后的苟活,所以他也无法容忍那些明明在场、却充当伪证的君子。

  陈西滢不知自己的轻薄为文,触动了鲁迅的哪一根神经。他不懂学生的流血意味着什么;他也不懂面对学生流血的题目,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言行禁忌。

  徐懋庸之流也一样,他们不懂在忍受了同学少年的鲜血以后、仍然被鲁迅执拗选择了的--文学的含义。他们不知自己冒犯了鲁迅最痛苦的、做为生者的选择。

  后来读到鲁迅先生在当年的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之后,其实表示过对这种形式的反对:“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他说官府“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是徒手”(《空谈》)。“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死地”》)

  这正与陈天华无独有偶。陈天华虽激烈殉命,但正是陈天华对那份管理规则不持过激态度。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只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来,不要被日本报纸言中了。”

  激烈并不一定就是过激。虽然在这个犬儒主义国家,我们习惯了媒体和精英用过激一语四处抹煞他人价值,但是历史多次提示着:胸怀大激烈的人,恰恰并不过激。

  四

  不知道我是否过多强调了鲁迅文学中日本刺激的因素。但确实就在他留学日本之后的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的页面上,他突然展示了一种超人的水平和标准。他的最初也是最伟大的作品,都与家乡的这两位牺牲者、与留日的一幕有关。

  徐锡麟事败后,被清兵剖心食肉一事,甚至是他文思的直接引子亦未可知。所以就在他最早构思的时候,吃人行为就成了《狂人日记》最基础的结构间架。鲁迅在这个开山之作里宣泄和清算,借着它的摩登形式。他不仅表达了所受过的刺激,也忍不住代徐锡麟进行控诉:“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吃到徐锡麟!”

  接着在短篇小说《药》里,秋瑾被写作了坟墓中的主人公。作为短篇小说这一篇是完美的;故事、叙述、蕴意、人血馒头和药的形象,甚至秋瑾和夏瑜,这工整的对仗。高桥和巳联系他在日本弃医从文的经历,指出“买人血馒头吃的民众,是围观同胞被当成间谍处死的民众的延长”。

  这样写的真实动机,埋在他思想最深的暗处。抛开徐、秋二同乡的影子,很难谈论鲁迅文学的开端。套用日本式的说法,他们三人是同期的花;只不过,两人牺牲于革命,一人苟活为作家。我想他是在小说里悄悄地独祭,或隐藏或吐露一丝忏悔的心思。

  散文《范爱农》是更直接的透露。

  这个特殊的作品如一篇细致的日本档案。当然,也如一帧辛亥革命前后的白描。除此之外,鲁迅还未曾找到任何一个机会来倾诉私藏的心事。

  范爱农是徐锡麟创办的热诚学校弟子,与鲁迅同期的留日学生,一个革命大潮中的失意者和牺牲者。鲁迅借范爱农的嘴和事,不露声色地披露了如下重要细节:

  徐锡麟一党与他疏远的事实。“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虽然关于疏远的原因已无需深究,但鲁迅依然半加诙谐带过了这么一笔。

  其次,徐锡麟剖心殉难后,他在东京留学生聚会上主张向北京抗议的细节(这个细节,正与秋瑾在针对取缔规则聚会上的拔刀相应),“我是主张发电的。”

  最后,散文叙述的他与范爱农的交往,了他对死国难者的同学们的一种责任感和某种--补救。范爱农给了鲁迅补救的机会,他们的相熟同醉,都使鲁迅获得了内心的安宁。穷窘潦倒的革命军后来依靠着鲁迅,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散文记录的濒死前范爱农的,对鲁迅非同小可:“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

  范爱农死后,鲁迅写了几首旧诗悼念。十几年后写作散文《范爱农》时他回忆了几句,忘掉的一联恰恰总结了这个情结:“此别成终古,从兹绝诸言。”

  一九二六年这篇散文的发表,是鲁迅与日本留学生纠葛的落幕。《范爱农》是鲁迅对留日旧事的清理。他对一切最要紧的事情,都做了必要的辩解、披露,以及批评。这是那种作家不写了它不能安宁的篇什。我想,当鲁迅终于写完了它以后,郁塞太久的一团阴霾散尽了。一个私人的仪式,也在暗中结束了。

  终于鲁迅有了表白自己基本观点的机会。他借王金发异化为王都督的例子,证明了革命之后必然出现的腐化。它更委婉而坚决地表明了自己拒绝激进、拒绝暴力的文学取道。在先行者的血光映衬下,这道路呈着险恶的本色。

  五

  陈天华死后已是百年。鲁迅死去也早过了半个世纪。若是为着唤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他们真的白白死了。

  --谁能相信,使陈天华投海的侮辱,其实连一句也没有说错。“特有的卑劣,薄弱的团结”,简直可以挂在国门上。居然一个世纪里都重复着同一张嘴脸,如今已经是他们以特有的卑劣,逐个地玷污科学和专业领域的时代了。

  一百年来,中国的犬儒哲学从来没有接受陈天华的观点,更不用说对十足的恐怖分子徐锡麟和秋瑾。他们站在无往不胜的低姿态上,向一切清洁的举动冷笑。在那种深刻的嘲笑面前每个人都又羞又窘,何况峣峣易折的鲁迅!

  或者,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这种侏儒的思想,不断战胜古代精神的历史。

  但是,做为一种宣布尊严的人格(陈天华)和表达异议的知识分子(鲁迅),他们的死贵重于无数的苟活。由他们象征的、抵抗和异议的历史,也同样一经开幕便没有穷期。过长的失败史,并不意味着投降放弃。比起那几枝壮烈的樱花,鲁迅的道路,愈来愈被证明是可能的。

  他不是志士,不过为苟活于志士之后而耻。由于这种日本式的耻感,他不得解脱,落笔哀晦。人誉他是志士不妥,人非他偏狭也不公。他心中怀着一个阴沉的影子,希望能如陈天华,能如秋瑾和徐锡麟一样,使傲慢者低头行礼,使蔑视者脱帽致敬。

  后来参观鲁迅的上海故居,见厅堂挂着日本画家的赠画,不远便是日本的书店,我为他保持着那么多的日本交际而震惊。最后的治疗托付给日本医生,最后的挚友该是内山完造--上海的日子,使人感觉他已习惯并很难离开那个文化,使人几乎怀疑是否存在过--耻辱和启蒙般的日本刺激。

  留学日本,宛如握着一柄双刃的刀锋。大义的,文化的沉醉。人每时都在感受着,但说不清奥妙细微。这种经历最终会变成一笔无头债,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无论各有怎样的不同,谁都必须了结这笔孽债。陈天华的了结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周作人的了结也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重用。

  鲁迅的了结,无法做得轻易。

  其实即便没有那些街谈巷议,他与周作人的分道扬镳也只在早晚。虽然后来人们都把陈天华秋瑾徐锡麟挂在嘴上,而唯有他深知他们的心境。从陈西滢到徐懋庸,他的敌手并没有这种心理。那些人内心粗糙,睡得酣熟,不曾有什么灵魂的角力。而他却常常与朋辈鬼类同行,他不敢忘却,几倍负重,用笔追逐着他们。

  站在路口的汽车站牌下,我突然想像一个画面:那是冬雨迷蒙的季节,鲁迅站在这里,独自眺望着秋瑾的家。不是不可能的,他苟活着,而那个言语过激的女子却死得凄惨。他只能快快提起笔来,以求区别于那些吃人血馒头的观众。

  他用高人一等的作品,以一枝投枪的姿态,回答了那个既侵略杀戮又礼义忠孝;既野蛮傲慢又饱含美感的文化。他的成功了;他以自己的一生,解脱了那个深深刺激过他的情结。

  他的了结恰似一位文豪所为--他没有终结于作家的异化。向着罪恶的体制,他走出了一条抗争与质疑的路。他探究了知识分子的意义,对着滋生中国的伪士,开了一个漫长的较量的头。

  六

  据说绍兴市要斥资多少个亿,重造晚清的旧貌。

  那边的故居门口今年弄来了几只乌篷船摆设,弯腰钻进去划到大禹陵要四十五元。鲁迅的天上卢罕(灵魂)一定正苦笑着自嘲,他虽然不能速朽,却可以献一具皮囊,任绍兴人宰割赚钱。

  既然不打算再进去参观,我们就到了公共汽车站。

  这一站,叫做“鲁迅路口”。

  对先生的追思,写了这()篇就该结束了;也许不该待那些吃鲁迅饭的人太尖锐,像我一样,人都是以一己的经历猜度别人。人循着自己的思路猜想,写成文字当然未必一定准确。

  或许鲁迅的文学,本来就不该是什么大部头多卷本长篇小说,也不是什么魔幻怪诞摩登艺术。虽然他的文学包罗了众多……尤其包罗了伪士的命题,包罗了与卑污的智识阶级的攻战。但是如果允许我小处着眼随感发言--或者可以说,他的文学不过是日本体验的结果和清算,是对几个留日同学的悼念和代言。

  公共汽车流水一般驶来这个路口,又纷纷驶离。天气晴朗,可以看见秋瑾家对面的那座孤山。

  大潮早已退了,幕落已有几回。逝者和过去的历史都一样不能再生,人们都只是活在今日随波逐流。无论萧条端庄的秋瑾家,或者郊外水乡的徐锡麟家,来往的都是旅游的过客。他们看过了,吁嘘一番或无动于衷,然后搭上不同的车,各奔各人的前程。

  这个站的车牌很有意思。好像整个绍兴的公共汽车都到这儿来了。每路车都在这个路口碰头,再各自东西。一个站,排排的牌子上漆着的站名,都是“鲁迅路口”。这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象征,虽然风马牛不相及,却都拥挤在这儿。

  我注视着站台,这一次的南方之旅又要结束了。

  一辆公共汽车来了,人们使劲地挤着。都是外地人,都是来参观鲁迅故居的。在分道扬镳之前,居然还有这么一个碰头的地方。我不知该感动还是该怀疑,心里只觉得不可思议。

  写于二〇〇二年八月,祁连-北京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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