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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用破一生心

ID:62018

时间:202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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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充闾:用破一生心

  伴随着“皇帝热”、“辫子热”的蒸腾,也被“炒”得不亦乐乎。其缘由未必都是市场的驱动,很可能还出自一种膜拜心理:拜罢英明的“圣主”,再来追慕一番“中兴第一名臣”,也是满合乎逻辑的。只是我总觉得,这位曾公似乎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可亲、可敬,倒是十足地可怜。他的乐章太不浏亮,在那显赫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具猥琐、畏缩的躯壳之外,看不到多少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人们不禁要问:活得那么苦、那么累,值得吗?

  关于苦,佛禅讲得最多,有所谓“人生八苦”的说法:生、老、病、死,生与俱来,可说是任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厌憎聚、爱别离、五蕴盛,则是由欲而生,就因人各异了。古人说,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

  说到欲望,曾国藩原也无异于常人。经书上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出生在农村,少年时代也是生性活泼,情感丰富的。十多岁出外就读,浪漫不羁,倜傥风流。相传他曾狎妓,妓名春燕,于春末三月三十日病殁,他遂集句书联以悼之:“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此日竟随春去了;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几时重见燕归来?”一时传为佳构。至于桎梏性灵,压抑情感,则是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之后。其间自有一段改造、清洗的过程。

  他原名子城,字伯涵,二十一岁肄业于湘乡书院,改号涤生,六年后中进士,更名国藩。“涤生”,取涤除旧污,以期进德修业之意;“国藩”,为国屏藩,显然是以“国之干城”相期许。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画出儒家“修、齐、治、平”的成材之路,也恰切地表明了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终极追求。目标既定,剩下来的就是如何践履、如何操作的问题了。他在这条漫漫人生之路上,作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一方面要超越平凡,通过登龙入仕,建立赫赫事功,达到出人头地;一方面要超越“此在”,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达到名垂万世。

  这种人生鹄的,无疑是至高、至上的。许多人拚搏终生,青灯皓发,碧血黄沙,直至赔上了那把老骨头,也终归不能望其项背。某些硕儒名流,德足为百世师,言可为天下法,却缺乏煌煌之业、赫赫之功;而一些建不世功、封万里侯的勋臣宿将,其道德文章又未足以副之,最后,都只能在徒唤奈何中咽下那死不甘心的一口气。求之于历代名臣,曾国藩可说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他居京十载,中进士,授翰林,拔擢内阁学士,遍兼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后,办湘军,创洋务,兼署数省总督,权倾朝野,位列三公,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汉族大臣中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应该说是超越了平凡;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理学家,在思想、学术上造诣精深,当世及后人称之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为“今古完人”,也算得上是超越了“此在”吧?

  可是,人们是否晓得,为了实现这“两个超越”,他竟耗费了多少心血,历经何等艰辛啊?只要翻开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过,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是一个终生置身炼狱,心灵备受熬煎,历经无边苦痛的可怜虫。

  “功名两个字,用破一生心。”他自从背负上从儒家那里承袭下来的立功扬名的沉重包袱之后,便坠入了一张密密实实、巨细无遗的罗网,任凭你有孙悟空那样的冲天本领,也难以挣破网眼,逃逸出去;何况,他自己还要主动地参与结网,刻意去做那“缀网劳蛛”呢!随着读书渐多,理路渐明,那一套“立德、立功、立言”的终极追求,便像定海神针一般把他牢牢地锁定在无形的炼狱里。

  歌德老人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性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恐怕不是一个“遗传基因”所能了得,主要的还应从环境和教养方面查找原因。雄厚而沉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为他做好了精巧的设计,给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作别样的选择。他在读解历史、认知时代的过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结构了,最终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制成品。于是,他本人也就像历史和时代那样复杂,那样诡谲,那样充满了悖论。这样一来,他也就作为父、祖辈道德观念的“人质”,作为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彻底地告别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无法摆脱其悲剧性的人生命运。

  二

  这种无形的炼狱,是由他自己一手铸成的。其中的奥蕴无穷,但一经勘破,却也十分简单:要实现“两个超越”,就必须跨越一系列的障碍,面对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也就是他进退维谷,跋前踬后,终生抑塞难舒,身后还要饱遭世人訾议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如果你能够甘于寂寞,终老林泉,倒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像庄子说的,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一点是他所不取的,――圣人早就教诲了:“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而要立功名世,就会遭谗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这个严峻的课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古代盈虚、祸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颠危之虞、杀身之祸。

  他一生的主要功业在镇压太平军方面。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庐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灭顶的惨败,眼看着积年的心血、升腾的指望毁于一旦,一时百忧交集,痛不欲生,他两番纵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后,又备受官绅、同僚奚落与攻击,愤懑之下,他声称要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还让人购置了棺材。心中惨苦万状,却又“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说,只好“打掉门牙肚里吞”。正如他所自述的:“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滨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那么,获取胜利之后又怎样呢?扑灭太平天国,兵克金陵,是曾氏梦寐以求的胜业,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辉煌顶点,一时间,声望、权位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按说,这时候应该一释愁怀,快然于心了。可是,他反而“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终夜无眠。原来,他在花团锦簇的后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测的深渊。同是一种苦痛,却有不同层次:过去为求胜而不得,自是困心恒虑,但那种焦苦之情常常消融于不断追求之中,里面总还透露着希望的曙光;而现在的苦痛,是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胜利目标之后,却发现等待着自己的竟是一场灾祸,而并非预期的福祉,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伤心绝望的。

  到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尽管他竭忠尽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其用兵过久,兵权太重,地盘忒大,朝廷从长远利益考虑,不能不视之为致命威胁。过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东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对付太平军非他莫属。而今,席卷江南、飙飞电举的太平军已经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随时都能问鼎京师的,是以湘军为核心的精强剽悍的汉族地主政治、军事力量。在历史老人的拨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个烧饼,湘军和太平军调换了位置,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其实,早在天京陷落之前,清廷即已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总体战略出发,采取多种防范措施,一面调兵遣将,把守关津,防止湘军异动;一面蓄意扶植淮军,从内部进行瓦解,限制其势力的膨胀。破城后,清廷立即密令亲信以查阅旗营为名,探察湘军动静。当日咸丰帝曾有“克复金陵者王”的遗命,可是,庆功之日,曾氏兄弟仅分别获封一等侯、伯。尤其使他心寒胆战的是,湘军入城伊始,即有许多官员弹劾其纪律废弛,虏获无数,残民以逞。清廷下诏,令其从速呈报历年军费开支账目。打了十几年烂仗,军饷一毫不拨,七拼八凑,勉强维持到今日。现在,征袍上血渍未干,却拉下脸子来查账,实无异于颁下了十二道金牌。闻讯后,曾国藩忧愤填膺,痛心如捣。“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血腥史影,立刻在眼前浮现。此时心迹,他已披露在日记中:“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

  对于清廷的转眼无恩,总有一天会“卸磨杀驴”,湘军众将领早已料得一清二楚,彷徨、困惑中,不免萌生“拥立”之念。据说,曾氏至为倚重的中兴名将胡林翼,几年前就曾专函探试:“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看后惶恐骇汗,悄悄地撕个粉碎。湘军集团第二号人物左宗棠也曾撰写一联,故意向他请教:“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阅后,将下联的“似”改为“未”,原封送还。曾的幕僚王门运在一次闲谈中向他表明了“取彼虏而代之”的意思,他竟吓得不敢开腔,只是手蘸茶汁,在几案上有所点画。曾起立更衣,王偷着看了一眼,乃是一连串的“妄”字。

  其实,曾国藩对他的主子也未必就那么死心塌地地愚忠,只是,审时度势,不敢贸然孤掷,以免断了那条得天地正气、做今古完人的圣路。于是,为了保全功名,免遭疑忌,继续取得清廷的信任,他毅然采取“断臂全身”的策略,在翦除太平军之后,主动奏请将自己一手创办并赖以起家的湘军五万名主力裁撤过半,并劝说其弟国荃奏请朝廷因病开缺,回籍调养,以避开因功遭忌的锋芒。他说:“处大位大权而震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这两项举措,正都是清廷亟欲施行却又有些碍口的,见他主动提出,当即予以批准。还赏赐曾国荃六两人参,却无一言以相慰,使曾氏兄弟伤心至极。

  三

  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是“内圣外王”,既建非凡的功业,又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的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一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惕惧。

  去世前两年,他曾自撰一副:“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上联揭示内心的衷曲,还算写实;下联则仅仅是一种愿望而已,哪里有什么“坦坦荡荡”,恰恰相反,倒是“凄凄、惨惨、戚戚”,庶几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阙失势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耻笑的把柄势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合乎圣训,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他对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说函札之类本来就是写给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记,他也绝不马虎。他知道,日记既为内心的独白,就有揭示灵魂、敞开自我的作用,生前殁后,必然为亲友、僚属所知闻,甚至会广泛流布于世间,因此,下笔至为审慎,举凡对朝廷的看法,对他人的评骘,绝少涉及,为的是不致遭惹麻烦,甚至有辱清名。相反地,里面倒是记载了个人的一些过苛过细的自责。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他都要痛自悔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

  他在日记里写道:“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脉把得很准,治疗也是对症的,应该承认,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无异于放了一阵空枪,最后,依旧是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赏苏东坡的一首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可是,也就是止于欣赏而已。假如真的照着苏东坡说的做,真的能在一个“淡”字上着意,那也就没有后来的曾国藩了,自然,也就再无苦恼之可言了。由于他整天忧惧不已,遂导致长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为他开了一个药方,他打开一看,竟是十二个字:“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他一笑置之。他何尝不懂得黄老之学可疗心疾,可是,在那“三不朽”的人生目标的驱策下,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作万世师表,怎么可能淡泊无为呢?

  世间的苦是多种多样的。曾国藩的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冥心孤诣、刳肚搜肠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贺,他的母亲就曾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但这种苦吟中,常常含蕴着无穷的乐趣;曾国藩的苦,和那些终日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诚发自一种真正的信仰,由于确信来生幸福的光芒照临着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中堂大人”则不然,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现实人生中的一种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从一定意义来说,他的这种痛深创钜的经验,倒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节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

  他节欲,戒烟,制怒,限制饮食,起居有常,保真养气,日食青菜若干、行数千步,夜晚不出房门,防止精神耗损,可说是最为重视养生的。但是,他却疾病缠身,体质日见衰弱,终致心力交瘁,中风不语,勉强活了六十二岁。死,对于他来说,其实倒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什么“超越”,什么“不朽”,统统地由他去吧!当然,那种无边的痛苦,并没有随着他的溘然长逝而扫地以尽,而是通过那些家训呀,书札呀,文集呀,言行录呀,转到了亲属、后人身上,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痛苦的传承,媒体的链接。

  前几年看到一本“语录体”文字,它从曾国藩的诗文、家书、函札、日记中摘录出有关治生、用世、立身、修业等内容的大量论述,名之曰《人生苦语》。一个“苦”字将曾公的全部行藏、心迹活灵活现地概括出来,堪称点晴之笔。

  四

  曾国藩以匡时济世为人生的旨归,以修身进德为立身之本,采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无疑是承传了孔孟之道的衣钵,但他同时,也有意识地吸收了老庄哲学的营养。他是由儒、道两种不同的传统生命智慧煅冶而成,因而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兼收孔老、杂糅儒道最为纯熟、最见工力的一个。

  由于他机敏过人,巧于应付,一生仕途基本上顺遂,加之,立功求名之心极为热切,简直就是一个有进无退的“过河卒子”,因而未曾真正地退藏过;但是,出于明哲保身的机智和韬光养晦的策略上的需要,他也还是把“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奉为终身的,把黄老之学看作是一个精神的逋逃薮,一种适生价值与自卫方式,准备随时卷缩到这个乌龟壳里,一面咀嚼着那些“高下相生,死生相因”的哲理,以求得心灵上的抚慰;一面从“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权谋中,把握其再生的策略。

  同是道家,在他的眼里,老子与庄周的份量并不一样。别看他选定的奉为效法榜样的三十二位中国古代圣哲中,只有庄周而无老子,其实,这是一种“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的障眼法。庄周力主发现自我,强调独立的人格;不仅无求于世,而且,还要遗身于世虑江山之外,不为世人所求。这一套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旷达恣肆,彻悟人生的生命方式,对曾国藩来说,无异于南辕北辙;倒是作为权谋家、策略家、彻底的功利主义者的老子,更切近他的需要,符合他的胃口,――儒家是很推崇知进退、识时务,见机而作的,孟子就说过嘛:“,圣之时者也”。

  他平生笃信《淮南子》关于“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的说法。“强”也者,勉强磨炼之谓也,就是在猎取功名上,要下一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勉功夫。但他又有别于那种蛮干、硬拚的武勇之徒。他的胞弟曾国荃刚愎自用,好勇斗狠,有时不免意气用事,曾国藩怕他因倨傲招来祸患,总是费尽唇舌,劝诫他要“慎修以远罪”。听说其弟要弹劾一位大臣,当即力加劝止,他说,这种官司即使侥幸获胜,众人也会对你虎视眈眈,侧目相看,遭贬的本人也许无力报复,但其他人一定会蜂拥而起,寻隙启衅。须知,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处身险境,不能不考虑后果。他告诫其弟:从此以后,只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向掀天揭地处着想。这并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为位高名重,不如此,那就处处都是危途。

  清代道咸以降,世风柔靡、泄沓,盛行一种政治相对主义和圆融、浑沌的处世方式。最典型的是道光朝的宰相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身名俱泰。门人向他请教,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有人赋《一翦梅》词来描画这种时弊:“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曾国藩由于深受儒学濡染,志在立功扬名,垂范万世,肩负着深重的责任感,尽管老于世故,明于趋避,但同这类“琉璃蛋”、“官混子”却是判然有别的。我们也许不以他的功业为然,也许鄙薄他的为人处世,但是,对于他的困知敏学,勤谨敬业,勇于用事的精神,还应该予以承认。

  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在解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实在令人心折,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辉芒。当然,这是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评意义上说,却又觉得多无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谋呀,经验呀,知识呀,修养呀,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智性充盈而人性泯灭的有知觉的机器人。

  五

  对于阅世极深的曾国藩来说,我想,他不会看不出封建官僚政治下的人生不过是一场闹剧,而扮演角色的无非是一具具被人牵线的玩偶,原是无须那么叫真的。他自己就曾说过,大凡人中君子,率常终身暗然退藏。难道是他们有什么特异的天性?不过是因为真正看到了大的方面,而悟解一般人所追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秦汉以来至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踞权要之时,自以为才智高人万万,简直是不可一世;可是,等到他们死去以后再看,跟那些“营营而生,草草而死”的厮役贱卒,原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今天的那些处高位而猎取浮名者,竟然泰然自若地以高明自居,不晓得自己和那些贱夫杂役一样都要同归于汩没,到头来并没有什么差异,――难道这还不值得悲哀吗?

  我们发现,在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现象,即所谓“分裂性格”。比如,上面那番话说得是多么动听啊,可是,做起来却恰恰相反,言论和行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般般都要“毫发无遗憾”,其结果,自是加倍地苦累,而且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伪。”对此,清廷已早有察觉,曾降谕于他,直白地加以指斥:总因“过于好名所致,甚至饰辞巧辩。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至于他身旁的人,那就更是洞若观火了。幕僚王门运在《湘军志》一书中,对曾氏多有微辞,主要是觉得他做人太坚忍、太矫情了;而与曾氏有“道义之交”的今文经学家邵懿辰则毫不客气,竟当面责之以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左宗棠更是专标一个“伪”字来戳穿他的画皮,逢人便说:“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

  作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家,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接受程朱理学巧伪、矫饰的同时,却能不为其迂腐与空疏所拘缚,表现出足够的成熟与圆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总觉得,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

  他尝以轻世离俗自许,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因为如果真的轻世离俗,就说明已经彻悟人生,必然生发出一种对人世的大悲悯,就会表现得最仁慈,最宽容,自己也会最轻松,最自在。而他何尝有一日的轻松自在,有一毫的宽容、悲悯呢?他那坚忍、强勉的秉性,期在必成、老而弥笃的强烈欲求,已经冻结了、硬化了全部的爱心,剩下来的只有漠然无动于衷的冷酷与残忍,而且,还要挂出神圣的幌子。他办团练时,以利国安民为号召,主张“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因此,每逢团绅捉来“人犯”,总是不问情由,立即处死。一次,曾国藩路过一村,遇卖桃人与买者争吵,卖者说没有付款,买者说已经付了。经过拘讯,证明是卖者撒谎,他当即下令将其斩杀。一时街市大哗,民众惊呼:“钦差杀人了!”因而得名“曾屠户”。事见《梵天庐丛录》。

  他曾亲自为湘军撰写了一首《爱民歌》,让官兵们传唱:“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实际执行情况又怎样呢?曾氏幕僚赵烈文记下了攻破天京后的亲眼所见:“城破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大局”;“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刮,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湘军逢男人便杀,见妇女便掳,“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戳以为戏。”“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尸骸塞路,臭不可闻”。湘军将领彭玉麟写过一首《攻克九江屠城》的七律,后四句云:“九派涛红翻战血,一天雨黑洗征裘。直教殄灭无遗种,尸拥长江水不流。”对照这般般记述,再回过头来读一遍那堂而皇之的《爱民歌》,岂不恰成尖锐的讽刺!

  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朋友来聊天,看了我写的这份初稿。他说,选取人性阅读这个角度颇有新意。临走前,还告诉我,从他外祖父手中传下来一幅曾国藩的照片,看一看也许有助于了解其人,因为相貌总是精神的一种外现,即使不是全部,起码也能部分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在性格。我赶忙跟他到家,拿过照片来细细地端详一番:宽敞的前额上横着几道很深很深的皱纹;脸庞是瘦长的,尖下颏,高颧骨;粗粗的扫帚眉下,长着长挑挑的三角眼,双眸里闪射出两道阴冷、凌厉的毫光;浓密的胡须间隐现着一张轻易不会嘻开的薄唇阔口。留给人的印象很深,有一种心事重重、渊深莫测的感觉。

  是的,我心目中的曾国藩,就是这样。

  

  王充闾:人生几度秋凉

  威基基海滩,初秋。

  夕阳在金色霞晖中缓缓地滚动,一炉赤焰溅射着熠熠光华,染红了周边的天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沐着和煦的晚风,张学良将军与夫人赵一荻女士携手,步出希尔顿公寓,顺着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黄灿灿的海滨走来。他从大洋彼岸来到夏威夷,仅仅几个月,就被这绚美的万顷金滩深深地吸引住了,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来消遣一段时间。

  这里是世界着名的旅游胜地,聚集着五大洲各种肤色的游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礼貌、客气,少有特殊的关切。又兼老将军的传奇身世鲜为人知,而他的形象与装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象中的体貌清奇、丰神潇洒,所以,即便是杂处当地居民之中,也没有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老人很喜欢这种红尘扰攘中的“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恬淡生活。

  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堂吉诃德;后来化身为头戴紧箍咒、身压五行山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流寓孤岛的鲁宾孙。初来海外,四顾苍茫,不免生发出一种飘零感;时间长了逐渐悟出,这原是人生的一种“根性”。古人早就说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无依的弹丸嘛!

  涨潮了,洋面上翻滚着滔滔的白浪,潮声奏起拍节分明的永恒天籁,仿佛从岁月的彼端传来。原本有些重听的老将军,此刻,却别有会心地告诉夫人:这是海潮的叹息——人世间的一切宝藏,各种情感,海府、龙宫中应有尽有。这么说来,他也当能从奔涌的洪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万木喧嚣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疲惫了的灵魂,要安顿也是暂时的,如同老树上的杈丫,一当碰上春色的撩拨,便会萌生尖尖的新叶。而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难过得多,它是一剂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痛掺和着三分自惩。

  人到老年,生理和心理朝着两极延伸,身体一天天地老化,而情怀与心境却时时紧扣着童年。少小观潮江海上,常常是壮怀激烈,遐想着未来,天边;晚岁观潮,则大多回头谛视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着多歧的命运。此刻,老将军的心灵向度就被洪波推向了起点。他记起小时候,塾师曾向大帅说过,长大之后,他笃定是副牛脾气、虎性子。根据之一,他出生于辛丑年,次岁为壬寅;二是考虑遗传基因和家庭影响,持“将门虎子”之说;其三,俗谚云:“三岁看大,七岁至老。”为牛为虎,从观察、品鉴中可以看出。

  种种解释未尽科学,不过,私塾先生还是“言中”了。“年少万兜鍪”,炮火硝烟烧红了他的青涩岁月。在他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有个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还说:“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莽撞的军人”。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超越着。对他人死抱住不放的货利、声名,他视若鸿毛,弃置不顾;可是,却特别看重人格,操守。敢作敢当,不计后果,轻死生,重然诺,具体地表现为游侠,抽象地表现为豪气。这饶有古风的价值观、人生观,支配了他整个一生。

  那是1938年吧?南京陷落之后,日寇实施残酷的大屠杀,苏、皖一线,散兵败将颠扑道途。张学良以“刑徒”身分被押解着,杂在狼奔豕突的人群中,由于被认作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长官,整天遭人唾骂。使命感、同情心、愧疚情交织在一起,憋得他两眼通红,嗓子冒烟,眼看胸膛就要炸裂开来。好歹挨到了湖南郴州,在苏仙观住下。怀着满腔悲愤,他操起一枝大笔,蘸上淋漓的浓墨,在粉墙上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十个大字,怒吼一声,响震山谷。随后又一个箭步,夺过身边卫士的手枪,对着迎面的老桂树连连扣动扳机,直到子弹射光,才拂袖而去。

  有道是:大辱过于死。由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一级上将,转眼之间,就沦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刑事犯,阶下囚,任谁能够忍受得了?更哪堪,日夜渴望着上阵杀敌,却身陷樊笼,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的的确确,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愤太深、太多、太久了。无论是题壁,怒吼,还是疯狂的射击,这座蓄势待发、隆隆作响的火山,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喷泄口。但是,矛盾、冲突并未就此获得解决——虽然能量暂时得以释放,却无法同时获得心理补偿,其结局必然是更加剧烈的痛苦与绝望。那种情态让人联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铁笼子里,咆哮啊,暴跳啊,疯狂啊,直到破头流血,当一切拼搏都是枉然,最后只好颓然卧下,凄凉地滴下两行清泪。

  牛脾气,虎性子,钢浇铁铸的硬汉子,倒有着一副侠骨柔肠,饱蕴着菩萨般的悲悯情怀。他说,一辈子最见不得老百姓受苦落泪。那是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时节,少帅带兵从河南回来,在牧马集车站上,见到一个老妈妈趴在地上,饿得起不来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状态非常可怜。他就找来馒头送到她的跟前,老妈妈发疯似的连灰带土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他问:“老人家,你怎么这样啊?家里没人了吗?有儿子吗?他们都到哪去了?”老妈妈呜咽着说:“我也不知道,反正都被抓去当兵了。年轻的子弟拉走的拉走,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天拔地的,走不动爬不动,只能受罪、挨饿。”少帅听了,心如刀绞。心想,这不分明是一千多年前《石壕吏》、《新安吏》场景的再现嘛!是谁作的孽啊?唉!都是我们当军人的干的。今天跟你打,明天跟我打,后天又合起来打他。打死的都是一些佼佼者,剩下那些无能之辈前来邀功受赏。若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可这种祸国殃民的南北混战,打起来有什么意思?这究竟是为了谁呀?当下,他再也忍不住了,就“呜呜呜”地号啕大哭起来。“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在他,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不久,他就执政东北了。一上来就面临着重大抉择:东三省向何处去——是甘当日本人的傀儡,实行所谓“保境安民”;还是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国青天白日旗,有条件地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重要一支,又是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长期以来混乱局面的终结,起码是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他个人来说,完成了由封建军阀向爱国主义者的转变。

  在他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之前,日本人曾经连番发出警告,威胁恫吓不成,又甜官笑脸,百般利诱。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登门拜访,承诺由他出任满洲“执政”,并表示:只要提出要求,都将一一照办。少帅说:“你想的挺周到,只是忘了一点。”特使忙问:“哪一点?”他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这样,日本人对他可就刮目相看了。原以为这个28岁的“愣小子”,不过是一只假张作霖“虎威”的狐狸崽儿,谁知竟是一头无人驾驭得了的猛虎啊!

  对于此番作为,张学良终生引为骄傲。那年他在台南参谒延平郡王祠,即兴题写了一首七绝:“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诗中借助称颂郑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抒写自己当年维护国家统一的壮志豪情。这种以民族整体利益为依归的爱国情怀,为他在国难当头,不惜一切代价,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扎下根,垫了底。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断然拒绝。蒋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实行剿共,并亲至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分别率领东北军和第十七军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接连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严厉训斥。张学良声泪俱下,说:“要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涣散士气,将使整个国土沦于日寇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却全不管这些——什么“千古罪人”,那是身后的事;眼前刻刻在念的是尽快把共产党扫荡干净。当即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吼叫:“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苦谏不行,哭谏也无效,最后只有兵谏一途。

  “涛似连山喷雪来”。老将军忆起六十年前的那场事变,他觉得当时所面临的压力,比眼前太平洋上的狂涛怒浪不知还要猛烈多少倍。当时,除了中共中央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当即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外,其他尽是讨伐的声浪。南京方面的亲日派甚至声言要立即举兵进攻西安;一些大国同声谴责,日本斥之为“赤化阴谋”,是“莫斯科魔手”导演的,而最出人意外,也最令张学良伤心、气恼的是,一向鼓吹“逼蒋抗日”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此时竟然180度大转弯,不但不予声援,反而诬说是受了亲日分子的挑动,骂他是“汉奸”、“叛徒”,这无异于当头一棒。

  而当逼蒋成功,达成协议,决定放还时,又遭到部下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他要亲自送蒋回宁,更为多数人所不理解。后来他在口述历史中说:“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从尔后的实际看,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它不仅加重了蒋氏对既成协议的反悔难度,提升了宋氏兄妹作为证人良心上的压力;而且,由于少帅一身包揽了全部责任,从而消弭了内战爆发的种种借口。否则,和平解决断无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可是,张学良将军却为作出这种重大抉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这一年的岁尾,中国大地上接连出现爆炸式新闻:12·12,华清池捉蒋,震惊世界;12·25,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世界再次震惊。岁序迭更,时间老人换岗,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主角蒋介石、张学良也互换了角色:先是蒋在西安成了阶下囚,后是张在南京成为阶下囚;先是张扣蒋13天,后是蒋扣张54年。一个人进了囚笼,四亿五千万人走上抗日战场。海外着名史学家唐德刚评论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学良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二

  在平平淡淡、无声无臭的幽静生活中,张学良将军在夏威夷已经定居几年了。他把一身托付给海上摇篮,一如陆上无家的鸥鸟,日落后便收敛起锋棱峻峭的双翼,在茫茫烟水间怆然入梦。这天,他参加过亲友们为他举行的祝寿会,黄昏时刻,照例以轮椅代步来到了威基基海滩。老朋友林渊泉在后面推着轮椅,赵一荻陪侍在身旁。

  洋面上,风轻浪软,粼粼碧波铺展成千顷蓝田,辽远的翠微似有若无。老将军怀着从容而飞扬的快感,沉浸在黄昏的诗性缠绵和温情萦绕里。不经意间,夕阳——晚景戏里的悲壮主角便下了场,天宇的标靶上抹去了滚烫的红心,余霞散绮,幻化成一条琥珀色的桥梁。老人含混地说了句:“我们到那边去。”林先生以为他要去对面的草坪,便推着轮椅前往,但被一荻含笑制止了,她理解“那边”的特定含义——在日轮隐没的方向有家乡和祖国呀!老人颔首致意,紧紧握住了夫人的手。

  故国,已经远哉遥遥了。别来容易,可要再见她,除去梦幻,大约只能到京戏的悠扬的调和“米家山水”、唐人诗句中去品味了。前尘隔海,一切都暗转到背景之中。人生几度秋凉,一眨眼间,五陵年少的光亮额头就已水成岩般刻上了条条沟壑。

  老将军倒是旷怀达观。祝寿会上,应旧日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之嘱,题写了一副直抵心源的联语:“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而当明光请他为《阎宝航传》题写书名时,他就开玩笑了,问是“哪个阎”,明光说:“阎王爷那个阎。”老人哈哈一笑,说:“阎王爷?我不认识他,我可没见过。我们还是离他远点好。”

  他问那些年轻人听没听说过家乡“四大怪”的俏皮儿,见大家摇头,便笑着背诵:“白天青纱帐,晚上撸锄杠;揣着烟枪去打仗;对面炕,挂幔障;孩子生在马车上。”并解释说,这是讲20世纪初辽河岸边的景况。第一怪,那时兵荒马乱,人们白天躲藏在高稞里,夜晚才回家铲地;第二怪,官兵、土匪吸毒成瘾,外出打仗也得带上烟枪、鸦片;第三怪,这一带居民为了御寒取暖,冬天,几代人睡在南北对面炕上,中间用幔障遮着;第四怪,是特指他本人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公元1901年6月3日)那天,他出生在一辆外出逃难的马车上,地属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乡张家窝堡。

  由于在大车上落草,一辈子“走星照命”,颠沛流离。你看,他一别故园,便萍踪浪迹,南北东西,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最后又飘零异国他乡。他31岁离开东北,33岁离开北平,35岁离开武汉,36岁离开西安,37岁离开南京,46岁离开大陆,93岁离开台湾,都再没有返回过。一路长别,掉头而去,说来也是很令人伤怀的。

  这天,老人的兴致却特别高,讲过了陈年旧事,又说笑话,唱京戏。听人称他为“民族英雄”,他连连摆手说:“什么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寿比南山”,他说:“那不成老妖精了!”当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秘诀时,他说:“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够使人长寿。”还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心里不盛事。如果明天要枪毙我,今天晚上也仍然能够吃得香,睡得甜。”五弟张学森怕他过于劳累,说:“大哥,咱们回家吧!”他听了,沉思片刻,突然问道:“家在哪疙瘩?咱们有家吗?”少小离家,乡音未改,他把“张学良”读作“张淆良”,“枪毙”说成“枪瘪”;“哪儿”还是习惯地叫做“哪疙瘩”,“疙瘩”读成“嘎瘩”。

  照一般规律,历经几十载的痛苦折磨,任是金刚铸就,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却丝毫不现衰飒之气,胸中依旧流动着年轻人那样鲜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诙谐,活泼,饶有风趣,充满着活力与朝气。记者采访,常常一连串提出几个问题,他说:“咱们还是坛子喂猪——一个个来吧!”当记者请他“赐半身照一张”时,他就笑嘻嘻地回答:“你得说清楚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看到书籍记述失实或者所论非当,他会说:“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么意思?放屁还要刻板。面对有意回避的政治问题,他绝不冷若冰霜地以“无可奉告”之类外交辞令断然回绝,而是微笑着说:“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政情,更不参与政事。”有时,还会突然转换话题,把坐在身边的女士指给记者:“你看,我忘了介绍,这是我的干姑娘。”然后,笑着说明:“我老家那儿称呼自己女儿为姑娘。不知你们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遇有记者穷追不舍,难以回答又不好拒绝时,他就会说:“干脆给你一把镐头吧!”见对方一脸茫然,便解释道:“你好去刨根儿呀!”这种打岔式的谐趣,有如一服解构“庄严”的泻药,记者在一笑之余也就无意追问了。

  他并非完人,更不是圣者,只是比同时代的许多人看得开一些,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同他在一起,人们都感到很开心。他同一般政治家的显着差别,是率真、粗犷,人情味浓;情可见心,不假雕饰,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这些都源于天性,反映出一种人生境界。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炼到这种地步。

  雄豪、坦荡的另一面,是孩子般的幼稚与天真。初遭监禁时,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去看他。他说:“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了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他原是性情中人,少年得志,涉世未深,又兼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江湖义气,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事情比较简单,对中国官场上那种阴深险恶、反复无常缺乏切身体验……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笃定是个失败的角色。

  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为此,对于蒋介石的阴险、狠毒,他始终缺乏应有的警觉,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在几十年的监禁中,他曾多次上书求赦。无奈,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回回都是“竹篮提水”。1956年到了,终于熬过了20度春秋,羁身台岛也已整整十年。这次正赶上老蒋七十寿诞,他把一只珍贵的手表作为礼物奉上,意在提醒:已经届临释放之期。老蒋自然解得其中寓意,但依旧未予理会。他对张学良是有清醒认识的,一直都在提防,临终前还叮嘱:“不能放虎归山。”怅惘中,张学良写下一首《夏日井上温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恼的心境:“落日西沉盼晚晴,黑云片起月难明。枕中不寐寻,误把溪声当雨声。”

  蒋介石为了缓解人们对他“苛待少帅”的非议,确定将张学良监禁地移往台北郊外的阳明山,使他离自己近一些。可是,张学良却无意“配合”,竟然拗着性子提出,住进半山腰靠近阳明公墓的平房。说:“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呆在热闹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就住在墓地里,还贴了一副:‘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逃不出这一关,住在公墓里又有何妨。而且,墓地里的许多人我都认识,有的还是朋友,以后还会有新的朋友补充进来,我可以经常拜访他们,谈心叙旧。”

  后经蒋经国一再劝阻,没有住成,但其悲凉心境和倔强性格确已清晰地显现。

  阳明山监禁期间,在台的原东北军十几位部属,结伴前来探望他们的少帅。尽管旁边有暗探环伺,碍口的话不能直说,但彼此心源还是灵犀互通的。“暮年相见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一个个老泪纵横,手紧紧握着不放,充溢着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规定的会面时间到了,少帅只好断然发出口令:“成三列纵队,列队站好。向后转,开步走!”这样,才算缓和了悲凉的离愁别绪。

  长期以来,张学良一直成为海峡两岸的热门话题。有一部纪录片题为《闲云野鹤》,用这四个字来概括他在海外这段闲居岁月,倒也贴切。一般来说,百岁光阴如梦蝶,椰风吹白了鬓发,沧波荡涤着尘襟,醒来明月,醉后清风,沧桑阅尽,顿悟前尘,认同“放下即解脱”的哲理,所谓“英雄回首即神仙”,“百炼钢”成“绕指柔”,也是人情之常。不过,细加玩味,就会发现,对于这位世纪老人来说,问题未必如此简单。

  “神仙”也者,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超乎形骸物欲之上的向往,是生命的升华,精神的超越,或者说,是人的灵性净除尘垢之后,超拔于俗情系累所获得的一种“果证”。在中国,英雄与神仙原是靠得很近的。豪杰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胸襟有如长天碧海,任何俗世功利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都会缩微变小,看轻看淡;他能把石破天惊的变故以云淡风轻的姿态处之,而并非纯然割弃世情,一无挂虑。其实,老将军的笑谑、滑稽,乃是兴于幽默而终于智慧,里面饱蕴着郁勃难舒之气和苍凉、凄苦的人生况味。只要玩味一番“我们有家吗”的设问和“人何寥落鬼何多”的愤语,即可洞察他的心迹。养花养草,信教读经,固然为了消遣余生,颐养天年,其间又何尝没有刘备灌园种菜的韬晦深心!“虎老雄心在”,熔焰包上一层厚厚硬壳,照样在地下放纵奔流,呼呼作响。较之从前,无非是形式不同而已。

  倒是清代诗人赵翼那句“英雄大抵是痴人”,深得个中三昧。“痴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没有满腔痴情,没有成败在我、毁誉由人的拗劲儿,不要说创建张学良那样的盖世勋劳,恐怕任何事业也难以完成。与痴情相对应的,是狡黠,世故,聪明。其表现,清者远祸全身,逃避现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浊者见风转舵,左右逢源,总之,都不会去干那种“舍身饲虎”的“蠢事”。

  三

  威基基海滩上,又一个秋日的黄昏。

  “无限好”的夕晖霞彩,依旧吸引着过往游人,但遮阳伞下纵情谈笑、泳装赤足的姑娘们已经寥若晨星。晚风透出丝丝的凉意,飘送过来吉他的《蓝色夏威夷》悠扬乐曲,人们沉酣在清爽、安谧的氛围中。多日不见的百岁老人张学良,此刻正坐着轮椅在海滨金滩上踽踽独行。一袭灰褐色的便装,衬着浅褐色的墨镜,深褐色的便帽,加上布满脸上的黑褐色老人斑,闪现着一种沧桑感,苍凉感。轮辙辗着落叶,缓缓地,闲闲地。没有人猜得出,老人是漫不经心地遛弯儿,还是在寻寻觅觅,抑或是履行一种凄清而凝重的告别仪式。只偶尔听见他下意识地咕哝着:“太太已经走了。”随之,干涩的老眼里便溢出滴滴泪水。

  “十年一觉‘洋’州梦”,醒来时,竟是形影相吊,孤鹤独栖。两个月前,一荻大行,一部撼人心弦的交响曲最后画上了休止符。

  20世纪90年代,老将军的亲人像经霜的败叶一样纷纷殒落,只留得他这棵参天老树,镇日间,孤零零地在那里痛遣悲怀。先是原配夫人于凤至魂飘域外,紧接着,相继传来妹妹怀英、怀卿,弟弟学森、学铨病逝的噩耗,不久又送走了女婿陶鹏飞,而最为伤痛、令他痛不欲生的,是百岁生日过后与“小妹”一荻的惨然长别。

  一荻在《新生命》一书中写道:“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正是这样,她从16岁开始,就舍弃了一切,而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心爱的人。她可说是为他而生,为他而活,为他而死的,她的存在似乎只是为着与他相依相伴。作为饱经病苦折磨的往生者,死亡未始不是一种惬意的解脱,可是,留给未亡人的,却只能是撕心裂肺的伤痛,生不如死的熬煎。过去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的海样深情,竟以如此难以承受的方式,在异国他乡戛然中断,这对于风烛残年的老人,真是再残酷不过了。一种地老天荒的苍凉,一种茫茫无际、深不见底的悲情,掀天巨浪般地兜头涌来,说不定哪一刻就会把他轰然摧垮。

  “英雄无奈是多情”,对于清代诗人吴伟业的这一慨叹,老将军引为同调。他也曾即兴吟哦:“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所不同的是许多英雄汉并没有他那份艳福,那种缘分。楚霸王算是一个幸运儿,乌江刎颈时还有虞姬舍身相伴。后人有诗赞许:“赢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毕竟是英雄。”而张学良在这方面,该是古往今来最为圆满的了。80多年间,大姐、小妹两位风尘知己双星拱月一般,由倾心崇拜,而竭诚相爱,而万里长随,而相濡以沫,而生死不渝。她们以似水柔情舒解了千钧重负,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的生命之树百岁常青。

  说到这里,我想起老将军去世后报纸上刊载的一篇文字。字数不多,照录如下:

  一个秋天的午后,张学良来到上帝面前报到。上帝见他眉头紧锁着,一改平日常见的开朗笑容,便问:“怎么回事?”

  他说:“我和赵四是同命鸟,比目鱼。本想跟她一块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罢,那就再活上几年,好抽空儿回东北那疙瘩会会老少爷们儿,可你又猴急猴急地忙着把我招呼来。总是‘瘸子屁股——两拧着’。”

  一席话逗得上帝扑哧笑了,说:“你还不知足啊?得到的够多了:爱情、功业、寿命,要啥有啥,称得上‘英雄儿女各千秋’啊!”

  “可是,”张学良大声吼叫起来,“我一辈子缺乏自由!”

  很形象,又很概括。确确实实,爱情、功业、寿命集中他一个人身上,中外古今无人堪资媲美。当然,就失去自由这一终生憾恨来说,也是少有其匹的。这使人想起那个古老的故事《光荣的荆棘路》:一个叫做布鲁德的猎人,获得了无上的荣誉与尊严,可是,却长时期遭遇难堪的厄运与生命的危险。张学良一生的际遇,正是这个域外故事的中国版。

  一般讲,传世、不朽要借助掀天事业或者道德、文章,即所谓立功、立德、立言。可张学良靠什么呢?后两方面,谈不到;而前者,他的政治生命很短,36岁就中止了,以后足足沉寂了65年。沉埋于岁月尘沙之中,完全被世人遗忘,当是情理中事。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独海峡两岸,包括世界范围内,张学良都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和人格魅力,有着无限的可言说性的当红角色。

  《徐霞客游记》中有一段记述华山的文字:“未入关,百里外即见太华屹出云表;及入关,反为冈陇所蔽。”有些人物就是这样,需要在足够远的距离、相当长的时段里去考究,方能窥其堂奥。张学良恐怕就属于这类典型。至于这种超越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的奇特现象是怎么形成的,简单几句话很难说清楚。

  几十年来,人们都担心他会过早地摧折。剧烈的颠折,精神的磨难,压抑的环境,都像致命的强酸日夜蚀损着他的心灵,摧残着他的健康。可是,他却奇迹般地活了101岁,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可圈可点的世纪大典。寿命长,阅历就丰富,在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既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峥嵘岁月,也苦挨过长达两万日夜的囹圄生涯,在神州大陆和孤岛台湾,光是囚禁地就换了十五六处。他虽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却目送了许许多多政治人物走进坟墓,其中也包括那个囚禁他的独裁者及其两代儿孙。

  当然,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长寿并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习惯语:它既是一种机缘,也是严峻的挑战。历史上,许多人都没能过好这一关。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就写过这样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早年的汪精卫,头上也曾罩过“革命志士”的光环,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侥幸而死,也就没有后来成为“大汉奸”的那段历史,而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被逮口占》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是也曾倾倒过许多革命青年吗?

  我们不妨设想——

  如果26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后来他拥有足够的时间,从而获得了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30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在红极一时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40岁之前,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

  如果50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起义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眩目异彩和生命张力。

  如果百岁之前,他在口述历史或者各类谈话中,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事实上,出于各种心态与需求,正有不少“看客”静候在那里,等着“看戏”,看他在新的时空中邂逅自己的过去时,会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何种内涵作最后的交代。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伴着海两天风,太平洋的潮汐终古奔腾喧啸,斜晖朗照下,威基基海滩也照样人影幢幢,只是,那位世纪老人的身影却再也不见了,他已经走进了永恒的历史。作为既渡的行人,前尘回首,他早已习惯于不矜不躁,但也不会有任何愧赧,他的灵魂必定是坦荡而安然的。他曾以做个中国人感到无上荣光,并为之献出一切;他的祖国,也为拥有这个伟大的儿子而无比自豪。他的生命,如同西塞罗所说,将长存于生者的记忆中。

  

王充闾:用破一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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