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人生的艺术 人生的归宿

　　：人生的艺术 人生的归宿

　　总结了中国的艺术与生活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确是生活艺术的大家。他们孜孜以求于物质生活，热忱决不下于西方，并且更为成熟，或许还更为深沉。在中国，精神的价值非但从未与物质的价值相分离，反而帮助人们尽情地享受自己命里注定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具有一种快乐的心境和固执的幽默。一个不信教的人会对今生今世的世俗生活抱有异教徒般野蛮的热忱，并且集物质与精神两种价值于一身，这在基督徒是难以想象的。我们能够同时生活在感官世界和精神世界之中，不认为两者一定会有什么冲突。因为人类的精神是被用来美化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或许还能帮助生活克服感官世界中不可避免的种种丑恶和痛苦，而不是用来逃避生活，或去找寻来生来世生活的意义。在回答一位弟子有关死亡的问题时说：“未知生，焉知死？”表达了一种对于问题的庸常、具体而实用的态度，正是这种认识造就了我们现在国民生活的特征和思考的特征。

　　这个立场为我们树立了许多价值尺度，这种生活标准占据了知识和人生的任何一个侧面，它说明了我们之所以喜爱或憎恶某一事物的原因。这个生活标准已经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不需要任何文字上的说明、界定或阐释。我认为也正是这种主活标准促使我们在艺术、人生和文章中本能地怀疑都市文化，而崇尚田园理想；促使我们在理智的时刻厌恶宗教，玩玩佛学但从不完全接受其逻辑的结论：促使我们憎恶机械发明。正是这种对于生活的本能的信仰，给予我们一种浓厚的庸常意识，不屑于万花筒般的大千世界以及智慧的烦恼。它使我们能够沉着地、完整地看待生活，并维系固有的价值观念。它也教会了我们一些简单的智慧，比如尊敬老人、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承认生活、承认性的差别、承认悲哀。它使我们注重这样几种寻常的优点：忍耐、勤劳、节俭、敦厚与和平主义。它使我们不至于发展一种异想夭开的理论，不至于成为自己智慧的奴隶。它给予我们一种价值观，教会我们同时接受生活给予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它告诉人们：无论如何只有人类的幸福才是一切知识的最终目标。于是我们得以在命运的浮沉中调整自己，欣欣然生活在这个行星之上。

　　我们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老人们看来，我们民族的过去以及变化万端的现代生活，不少是浅薄的，也有不少确实触及了生活的真谛。同任何一个老人一样，我们对进步冷嘲热讽，我们懒懒散散，我们不喜欢为一只球在球场上争逐，而喜欢馒步于柳堤之上，听听鸟儿的呜唱和孩子们的笑语。生活是如此动荡不安，因而当我们知道真的有什么令自己满意的东西，我们就会抓住不放，就像黑暗的暴风雨之夜里一位母亲紧紧搂住怀中的婴孩。我们对探险南极或者攀登喜马拉雅山实在毫无兴趣，一旦西方人这样做，我们会问：“你这样子的目的何在？你非穗到南极去寻找幸福吗？”我们经常光顾影院剧场，然而内心深处却认为现实生活中儿童的嬉笑也同样能给我们带来欢乐和幸福，决不亚于银幕舞台上想象的产物。如此相比，我们便情愿呆在家里。我们不相信亲吻自己的老婆必定索然无味，而别人的妻子仅仅因为是别人的妻子就显得更加楚楚动人。我们在荡舟湖心之时并不渴望走到山脚下去，我们在山脚下时也并不企求翻越山顶。我们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

　　在很大程度上，人生仅仅是一场闹剧，有时最好站在一旁，观之笑之，这比一味介人要强得多。同一个刚刚走出梦境的睡梦者一样，我们看待人生用的是一种清醒的眼光，而不是带着昨日梦境中的浪漫色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些捉摸不定、富有魅力却又难以达到的目标，同时紧紧抓住仅有的几件我们清楚会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东西。我们常常喜欢回归自然，以之为一切美和幸福的永恒源泉。尽管丧失了进步与国力，我们还是能够敞开窗户欣赏金蝉的鸣声和秋天的落叶，呼吸菊花的芬芳。秋月朗照之下，我们感到心满意足。

　　我们生活在民族生活的秋天，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为新秋精神所渗透：绿色错落着金色、悲哀搅和着欢乐、希望混杂着回忆。这时，春天的单纯已成记忆，夏日的繁茂已为微弱回荡着的歌吟。我们看待人生，不是在谋划怎样发展，而是去考虑如何真正地活着；不是怎样奋发劳作，而是如何珍惜现在的时光尽情享乐；不是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精力，而是养精蓄锐以备冬天之不测。我们感到自己已经到达某个地方，安顿了下来，并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还感到已经获得了某种东西，这与过去的荣华相比尽管微不足道，却像是被剥夺了夏日繁茂的秋林一样，仍然有些余晖在继续放光。

　　我喜欢春天，可它过()于稚嫩；我喜欢夏天，可它过于骄矜。因而我最喜欢秋天，喜欢它金黄的树叶、圆润的格调和斑斓的色彩。它带着感伤，也带着死亡的预兆。秋天的金碧辉煌所展示的不是春天的单纯，也不是夏天的伟力，而是接近高迈之年的者成和良知——明白人生有限因而知足，这种“生也有涯”的感知与精深博大的经验变幻出多种色彩的调和：绿色代表生命和力量，橘黄代表金玉的内容，紫色代表屈从与死亡。月光铺洒其上，秋天便浮现出沉思而苍白的神情；而当夕阳用绚丽的余晖抚摸她面容的时候，她仍然能够呈现出爽悦的欢笑。初秋时分，凉风瑟瑟，摇落枝叉间片片颤动着的树叶，树叶欢快地舞动着飘向大地。你真不知道这种落叶的歌吟是欣喜的欢唱还是离别的泪歌，因为它是新秋精神的歌吟：镇定、智慧、成熟。这种歌吟用微笑面对感伤的景象，赞许那种亢奋、敏锐而冷静的神情，这种秋的精神曾经在辛弃疾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中国人的性格 消极避世

　　如果说在遇事忍耐上中国人是举世无双的，那么在消极避世上中国人的名声就更大了。这一点我认为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在一本英文经典小说《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中，布朗的母亲在他临行时嘱咐他要“抬头挺胸，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母亲与儿子分别时通常的嘱咐却是“不要管人家的闲事”。这恐怕是再明显不过的对比了。这种不同是因为在一个人权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社会中，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政策，它有一定的吸引力，有西方人很难理解的吸引力。

　　消极避世也并非人们的自然属性，而是我们文化有意识的产物，是在特殊环境下我们古老智慧的有意识熏陶的结果。法国文艺批评家兼历史学家丹纳（Taine）说过，美德与恶习有如红糖与硫酸。如果不这样绝对地看问题，我们至少也可以赞同以下这个普遍的道理：即任何一种美德，如果在社会上推行后确有明显效果，这种美德就会被普遍，并被认为是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人消极避世的习惯有如英国人出门带雨伞，因为政治气候对那些试图单独做点冒险事业的人来说，总是不大正常。换句话说，消极避世在中国有明显的“活命价值”。中国青年与外国青年一样，都有公众精神。中国的那些热血青年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都对“参与公共事业”表示出极大的热忱。但是大约在25～30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起来了（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学乖了”），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从而大大有助于他们的老成温厚等文化习性的养成。这种品德的获得，有些人是得力于聪慧的天资，另一些人则因为自己曾吃过一两次亏。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稳重，因为所有的老滑头们都学到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在一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够呛了。

　　消极避世的“活命价值”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人们参与公共事业——“管闲事”——就有相当的危险。我们有两位胆子最大的记者，邵飘萍与林白水，1926年在北平未经审讯就被满洲军阀枪毙，于是其他记者自然很快就领悟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变得“聪明起来”。中国最成功的记者是那些没有任何自己观点的人。像中国所有的开明绅士一样，像西方外交家们一样，这些记者一般不对人生大事作任何评论，特别是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并像他们那样，对此感到自豪。（中国一家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日报，《申报》，以前曾以自己的编辑方针出名，并乐此不疲，即⑴登载国外而非国内之事；⑵处理看不见摸不着的久远之事而非眼皮底下的问题；⑶讨论一般而非具体的问题，如“勤奋的重要”，“真理的价值”等等。）然而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一个人可以有参与精神，那是在个人权利有保障的条件下，他只要注意不犯诽谤罪就行了。然而没有这种保障的时候，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我们，消极避世是我们个人自由的最好的宪法保证。

　　换言之，消极避世并非一种崇高的道德，而是一种在没有法律保护下的不可忽视的处世态度。它是自卫的一种方式，我们培育这种品质，正如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一样。中国有名的淡漠的凝视仅仅是一种自卫的凝视，有其深刻的文化与自律的背景。这一点可由以下事实证明：中国的强盗土匪们并不依赖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消极避世之好，他们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最勇武、最有骑士精神、最有参与精神的阶层。中国的骑士精神被称为“豪侠”，并总是和《水浒》中的强盗联系在一起。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对这些英雄人物的生活和冒险活动产生共鸣，产生了一种间接的经验，从而感到很愉快，这就使诸如此类的小说大受欢迎，正如美国许多老处女们欣赏埃莉诺·格林①一样。于是，强者有参与精神，因为他们有力量参与，温顺者——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消极避世，因为他们需要保护自己。

　　①埃莉诺·格林（Elinor G1yn，1864～1943），英国女小说家。

　　这一点可由魏晋历史来充分说明。当时文人们不参与国事，并因此受到人们赞赏，结果国势衰微，北部中国继而被北方骠悍的民族所征服。魏晋的文人崇尚饮酒和“清谈”，醉心于道家的虚幻境界，炼长生不老之丹。这是自周汉以来中华民族政治上最消沉的一个时期，代表了民族退化的顶点，导致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沦亡他族的结局。这种对消极避世的狂热追求，是不是人的天性？如果不是，又作何解释？历史明确无疑地揭示了问题的答案。

　　汉末前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事实上，政治批评在这个时期是最激烈的。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大学生”有3000多人，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讨论，对国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甚至敢于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然而由于没有宪法保障，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二三百个学士，有的是全家，都被处死、流放，或监禁。这是在公元166至169年发生的事，史称“党锢”。这次镇压如此彻底，如此广泛，整个运动即刻夭折，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此就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酒、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的狂热追求。有些文人学士甚至在深山筑泥屋藏身，屋内无门，只修一小窗，供送食用，如此至死。另一些学士则乔装为樵夫，并谢绝亲友来访，以免被人认出。

　　随即又产生了竹林七()贤。刘伶，一个了不起的诗人，常常数月不停地痛饮。他坐车旅行，通常携一壶酒，一把铁锹，一个仆人。出发前，刘即嘱咐仆人：“死，便埋我。”人们对他很崇拜，并称之为“贤”。当时所有的文人学士都倾向于要么过纯粹的田园生活，要么极端地耽于声色，要么极端地肤浅。另一位大诗人阮咸与其侍女有不正当关系。一日正在外与朋友饮宴，忽然听说妻子把这个侍女遣散了，他立刻向朋友借马去追赶那位侍女，追上后将她扶上马，带到酒宴上朋友们面前。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以自己的慧黠受到人们的钦佩。人们敬佩他们犹如小乌龟敬佩大乌龟厚实的甲壳。

　　这里我们似在确切指出我们政治体制的致命弱点，并探讨消极避世的来源，也正是这个消极避世方能解释“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这个狼藉的声名。根治的方法似乎很简单，只要给民权以宪法保障即可，然而现在仍旧没有人看到这点的深远意义。没有人渴望获得这种保障。没有人真心地要求这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