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清明随笔

　　孙犁：清明随笔

　　——忆邵子南同志

　　邵子南同志死去有好几年了。在这几年里，我时常想起他，有时还想写点什么纪念他，这或者是因为我长期为病所困苦的缘故。

　　实际上，我和邵子南同志之间，既谈不上什么深久的交谊，也谈不上什么多方面的了解。去年冯牧同志来，回忆那年鲁艺文学系，从敌后新来了两位同志，他的描述是：“邵子南整天呱啦呱啦，你是整天也不说……”

　　我和邵子南同志的性格、爱好，当然不能说是完全相反，但确实有很大的距离，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他有些地方，实在为我所不喜欢。

　　我们差不多是同时到达延安的。最初，我们住在鲁艺东山紧紧相邻的两间小窑洞里。每逢夜晚，我站在窑洞门外眺望远处的景色，有时一转身，望见他那小小的窗户，被油灯照得通明。我知道他是一个人在写文章，如果有客人，他那四川口音，就会声闻户外的。

　　后来，系里的领导人要合并宿舍，建议我们俩合住到山下面一间窑洞里，那窑洞很大，用作几十人的会场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提出了不愿意搬的意见。

　　这当然是因为我不愿意和邵子南同志去同住，我害怕受不了他那整天的聒噪。领导人没有勉强我，我仍然一个人住在小窑洞里。我记不清邵子南同志搬下去了没有，但我知道，如果领导人先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一定表示愿意，至多请领导人问问我……我知道，他是没有这种择人而处的毛病的。并且，他也绝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有丝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气的。

　　所以，他有些地方，虽然不为我所喜欢，但是我很尊敬他，就是说，他有些地方，很为我所佩服。

　　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股子硬劲，那股子热情，那说干就干、干脆爽朗的性格。

　　我们最初认识是在晋察冀边区。边区虽大，但同志们真是一见如故，来往也是很频繁的。那时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住在一个叫三将台的小村庄，他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住在离我们三四里地的一个村庄，村名我忘记了，只记住如果到他们那里去，是沿着河滩沙路，逆着淙淙的溪流往上走。

　　有一天，是一九四○年的夏季吧，我正在高山坡上一间小屋里，帮着油印我们的刊物《文艺通讯》。他同田间同志来了，我带着两手油墨和他们握了手，田间同志照例只是笑笑，他却高声地说：“久仰——真正的久仰！”

　　我到边区不久，也并没有什么可仰之处，但在此以前，我已经读过他写的不少诗文。所以当时的感觉，只是：他这样说，是有些居高临下的情绪的。从此我们就熟了，并且相互关心起来。那时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做一样工作的同志们，虽然不在一个机关，虽然有时为高山恶水所阻隔。

　　我有时也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在团里是一个文学组。四五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屋里只有一张桌子，放着钢板蜡纸，墙上整齐地挂着各人的书包、手榴弹。炕上除去打得整整齐齐准备随时行动的被包，还放着油印机，堆着刚刚印好还待折叠装订的诗刊。每逢我去了，同志们总是很热情地说：“孙犁来了，打饭去！”还要弄一些好吃的菜。他们都是这样热情，非常真挚，这不只对我，对谁也是这样。他们那个文学组，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主要是，我看见他们生活和工作得非常紧张，有秩序，活泼团结。他们对团的领导人周巍峙同志很尊重，相互之间很亲切，简直使我看不出一点“诗人”、“小说家”的自由散漫的迹象。并且，使我感到，在他们那里，有些部队上的组织纪律性——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很喜欢这种味道。

　　我那时确实很喜欢这种军事情调。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区刚刚成立游击队。有一天，我在安国县，同当时在政治部工作的阎、陈两位同志走在大街上。对面过来一位领导人，小阎整整军装，说：“主任！我们给他敬个礼。”临近的时候，素日以吊儿浪当着称的小阎，果然郑重地向主任敬了礼。这一下，在我看来，真是给那个县城增加了不少抗日的气氛，事隔多年，还活泼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因此，在以后人们说到邵子南同志脾气很怪的时候，简直引不起我什么联想，说他固执，我倒是有些信服。

　　那时，他们的文学组编印《诗建设》，每期都有邵子南同志的诗，那用红绿色油光纸印刷的诗传单上，也每期有他写的很多街头诗。此外，他写了大量的歌词，写了大型歌剧《不死的人》。战斗，生产他都积极参加，有时还登台演戏，充当配角，帮助布景卸幕等等。

　　我可以说，邵子南同志在当时所写的诗，是富于感觉，很有才华的。虽然，他写的那个大型歌剧，我并不很喜欢。但它好像也为后来的一些歌剧留下了不小的影响，例如过高的调门和过多的哭腔。我所以不喜欢它，是觉得这种形式，这些咏叹调，恐怕难为群众所接受，也许我把群众接受的可能性估低和估窄了。

　　当时，邵子南同志好像是以主张“化大众”，受到了批评，详细情形我不很了解。他当时写的一些诗，确是很欧化的。据我想，他在当时主张“化大众”，恐怕是片面地从文艺还要教育群众这个性能上着想，忽视了群众的斗争和生活，他们的才能和创造，才是文艺的真正源泉这一个主要方面。不久，他下乡去了，在阜平很小的一个村庄，担任小学教师。在和群众一同战斗一同生产的几年，并经过党的文艺政策之后，邵子南同志改变了他的看法。我们到了延安以后，他忽然爱好起中国的旧小说，并发表了那些新“三言”似的作品。

　　据我看来，他有时好像又走上了一个极端，还是那样固执，以致在作品表现上有些摹拟之处。而且，虽然在形式上大众化了，但因为在情节上过分喜好离奇，在题材上多采用传说，从而减弱了作品内容的现实意义。这与以前忽视现实生活的“欧化”，势将异途而同归。如果再过一个时期，我相信他会再突破这一点，在创作上攀登上一个新的境界。

　　他的为人，表现得很单纯，有时甚至叫人看着有些浅薄而自以为是，这正是他的可爱、可以亲近之处。他的反映性很锐敏很强烈，有时爱好夸夸其谈，不叫他发表意见是很困难的。他对待他认为错误和恶劣的思想和行动，不避免使用难听刺耳的语言，但在我们相处的日子，他从来也没有对同志或对同志写的文章，运用过虚构情节或绕弯暗示的“文艺”手法。

　　在延安我们相处的那一段日子里，他很好说这样两句话：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有时谈着谈着，甚至有时是什么也没谈，就忽然出现这么两句。邵子南同志是很少坐下来谈话的，即使是闲谈，他也总是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这两句话他说得总是那么斩钉截铁，说时的神气也总是那么趾高气扬。说完以后，两片薄薄的缺乏血色的嘴唇紧紧一闭，简直是到极点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好说这样两句话，有时甚至猜不出他又想到什么或指的是什么。作为警辟的文学语言，我也很喜欢这两句话。在一个问题上，独抒己见是好的，在一种事业上，勇于尝试也是好的。但如果要处处标新立异，事事与众不同，那也会成为一种虚无吧。邵子南同志特别喜爱这两句话，大概是因为它十分符合他那一种倔强的性格。

　　他的身体很不好，就是在我们都很年轻的那些年月，也可以看出他的脸色憔悴，先天的营养不良和长时期神经的过度耗损，但他的精神很焕发。在那年夏天，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挺直的身子，黑黑的头发，明朗的面孔，紧紧闭起的嘴()唇。灰军装，绿绑腿，赤脚草鞋，走起路来，矫健而敏捷。这种印象，直到今天，在我眼前，还是栩栩如生。他已经不存在了。

　　关于邵子南同志，我不了解他的全部历史，我总觉得，他的死是党的文艺队伍的一个损失，他的才华灯盏里的油脂并没枯竭，他死得早了一些。因为我们年岁相当，走过的路大体一致，都是少年贫困流浪，苦恼迷惑，后来喜爱文艺，并由此参加了革命的队伍，共同度过了不算短的那一段艰苦的岁月。在晋察冀的山前山后，村边道沿，不只留有他的足迹，也留有他那些热情的诗篇。村女牧童也许还在传唱着他写的歌词。在这里，我不能准确估量邵子南同志写出的相当丰富的作品对于现实的意义，但我想，就是再过些年，也不见得就人琴两无音响。而他那从事文艺工作和参加革命工作的初心，我自认也是理解一些的。他在从事创作时，那种勤勉认真的劲头，我始终更是认为可贵，值得我学习的。在这篇短文里，我回忆了他的一些特点，不过是表示希望由此能“以逝者之所长，补存者之不足”的微意而已。

　　今年春寒，写到这里，夜静更深，窗外的风雪，正在交织吼叫。记得那年，我们到了延安，延安丰衣足食，经常可以吃到肉，按照那里的习惯，一些头蹄杂碎，是抛弃不吃的。

　　有一天，邵子南同志在山沟里拾回一个庞大的牛头，在我们的窑洞门口，架起大块劈柴，安上一口大锅，把牛头原封不动地煮在里面，他说要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

　　我不记得我和他分享过这顿异想天开的盛餐没有。在那黄昏时分，在那寒风凛洌的山头，在那熊熊的火焰旁边，他那兴高采烈的神情，他那高谈阔论，他那爽朗的笑声，我好像又看到听到了。

　　1962年4月1日于天津

　　孙犁：暑期杂记

　　思念文会

　　近日，时常想念文会，他逝世已有数年。想打听一下他的家属近状，也遇不到合适的人。

　　文会少年参军，不久任连队指导员。“文革”后期，我托他办事，已知他当年的连长，任某省军区司令。他如不转到地方工作，生前至少已成副军级无疑。

　　可惜他因爱好文艺，早早转业，到了地方文艺团体，这不是成全人的所在，他又多兼行政职务，写作上没有什么成绩。

　　文会进城不久就结了婚，妻子很美。家务事使他分心不小。老母多年卧床不起。因受刺激，文会神经曾一度失常。

　　文会为人正直热情，有指导员作风。外表粗疏，内心良善，从不存害人之心，即此一点，已属难得。

　　他常拿稿子叫我看。他的文字通顺，也有表现力。只是在创作上无主见，跟着形势走，出手又慢，常常是还没定稿，形势已变，遂成废品。此例甚多，成为他写作的一个特点。

　　但他的用心是好的，出发点是真诚的，费力不讨好，也是真的。那时创作，都循正途——即政治，体验，创作。全凭作品影响，不易。

　　今天则有种种捷径，如利用公款，公职，公关，均可使自己早日成名。广交朋友，制造舆论，也可出名。其中高手，则交结权要、名流，然后采取国内外交互哄抬的办法，大出风头。作品如何，是另外一回事。

　　“文革”以后，文会时常看望我。我想到他读书不多，曾把发还书中的多种石印本送给他，他也很知爱惜。

　　文会先得半身不遂，后顽强锻炼，恢复得很好。不久又得病，遂不治，年纪不大，就逝去了。那时我心情不好，也没有写篇文章悼念他。现在却越来越觉得文会是个大好人，这样的朋友，已经很难遇到。

　　1991年7月23日下午

　　胡家后代

　　我从十二岁到十四岁，同母亲、表姐，借住在安国县西门里路南胡姓干娘家。那时胡家长子志贤哥管家，待我很好。

　　志贤嫂好说好笑，对人也很和善。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叫俊乔，正在上小学，是胡家最年幼的一代。

　　天津解放以后，志贤哥曾到我的住处，说俊乔在天津护士学校读书。但她一直没有找过我，当时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在她家时，她年纪小，和我不熟，不愿意来。后来，我事情多，也就把她忘记了。

　　前几天，有人敲门，是一位老年妇女。进屋坐下以后，她自报姓名胡俊乔，我惊喜地站起来，上前紧紧拉住她的手。

　　我非常兴奋，问这问那。从她口中得知，她家的老一辈人都去世了，包括她的祖母、父母、叔婶、二姑。我听完颓然坐在椅子上。我想到：那时同住的人，在我家，眼前就剩下了我；在她家，眼前就只剩下她了。她现在已经六十七岁，在某医院工作。

　　她是来托我办事的。我告诉她，我已经多年不出门，和任何有权的人，都没有来往。我介绍她去找我的儿子，他认识人多一些，看看能不能帮她解决问题。她对我不了解，我找了几本我写的书送给她。

　　芸斋曰：我中年以后，生活多困苦险厄，所遇亦多不良。

　　故对过去曾有恩善于我者，思有所报答。此种情感，近年尤烈。然已晚矣。一九五二年冬，我到安国县下乡，下车以后，即在南关买了一盒点心，到胡家去看望老太太，见到志贤兄嫂。当时土改过后，他家生活已很困难，我留下了一点钱。以后也就没有再去过。如无此行，则今日遗憾更深矣。

　　1991年7月24日上午

　　捐献棉袄

　　报社来人，为灾民捐钱捐物。我捐了二百元钱，捐了一件大棉袄。

　　这件棉袄，原是“文革”开始，老伴给我购置，去劳动时穿的。当时还是新式样，棉花很厚，能御寒，脱穿也方便。

　　她不知道，那时已经不能穿新衣，那会引起“革命群众”的不满。所以在机关劳动时，我只是披着它劈过几次柴。到干校后，也只是在午间休息时，搭在身上，当被子盖。

　　因此，当干校结束，回到家中时，它还完整如新。因为在干校养成了以衣当被的习惯，每当春秋季节，我还是把它放在床头；到了冬季，就是外出的大衣。

　　我自幼珍惜衣物，穿用了这么些年，它只拆洗过一次，是我最实用，最爱惜的一件衣服。这不只因为它，曾经伴我度过那一段的岁月，也使我怀念当时细心照料自己的亲人。

　　时间是最有效的淡忘剂。“文革”一难，当时使人痛苦轻生。现在想来，它不过是少数人，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后代，最后是对他们本人开了一次大玩笑。但它产生的灾害，比洪水大得多，是没法弥补的。

　　这件棉袄，将带着我蒙受的灾难风尘，和我多余的忧患意识，交到灾民手中。老年的农民，也许会喜欢穿它，并能嗅到这种气味，同意我这种意识。

　　这件衣服，伴随我二十五年，但它并非破烂。我每年晾晒多次，长毛绒领子，一点没有缺损，只是袖头掉了一个装饰性钮扣。它放在手下，因此，我随手把它捐出。我把它叠好捆好，然后才交给报社来的同志。

　　也有人说：“这是你还活着。如果‘文革’时真的死了，它也早已当作破烂处理了。”

　　他说的自然也有道理。

　　1991年7月24日下午

　　分发书籍

　　因为不在一起住，也不知第三代，好看什么书。有一次，郑重其事地把我珍藏的几部外国古典名着，送给已经考入中学的外孙女儿。一家人视为重典，女儿说：

　　“姥爷的书，可不是轻易能得到的，我都不敢去动。现在破格给了你，你要好好读。”

　　可是，过了几天，外孙女对我说，那些书都是繁体字，她看不了。这使我大失所望，还不知道有繁体字这一麻烦。

　　孙子，看来不喜欢读书。他好摆弄家用电器，对小卧车的牌号，分别记得很清楚。还有些官迷。有一次，穿一身笔挺的西装，翘起一条腿，坐在我的藤椅上，把头微微一偏，问我：

　　“爷爷，你看我像个局长吗？”

　　我未置可否。又一次，他说他做了一个梦，代替了某某人的脚色，使我不禁大笑起来。当然，这都是那几年的事，他还在上小学。另外，少年有大志，也不能说是坏事。

　　现在考上了中专。暑假期间，我问他在看什么书。

　　“爷爷，你有马克·吐()温的书吗？”他这一问，使我大吃一惊，心里非常高兴。赶紧说：

　　“好！马克·吐温是大作家，他的作品读起来，很有趣味。

　　我一定给你找一本。你怎么知道他的？”

　　他答：“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他的文章。”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订合同，带来四大本中国古典小说作礼物。这是豪华印本，很久不见这样纸张好，油墨、铅字好，装订好的书了。我很喜爱，并对儿子和女儿说了这件事。

　　不久，孙子和外孙子都来对我说，想看中国古典小说，街上买不到。我想，看中国古典小说，总比看流行小说好，就找出前些年人文送我的普及本《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分给他们。《三国演义》还是简化字。他们好像兴趣不大。

　　后来我想，他们也不一定是想看，可能是他们的父母，叫他们来要我那豪华本。儿女们都不大爱读书，但都喜欢把一些豪华本名着，放在他们的组合书柜中。

　　我的习惯是，有了好书就藏起来。

　　1991年7月25日上午